形婚一词，像一枚被反复摩挲的硬币，两面镀着光，却掩不住边缘的锈迹。它常被同志与拉拉视作权宜的桥，一端连着父母的叹息，一端探向自由的彼岸。开春的风掠过北京三环，地铁口张贴着新的区划图，颜色浓烈得像刚调好的颜料；而我那位姑，站在图前，把围巾往上提了提，嘀咕着“又换名字了”。她的舌抵着上颚，发出极轻的“啧”声，像木偶背后那根看不见的线，被人猛地一拽。

若把形婚放在显微镜下分析，便能看到细胞壁般的脆弱。一对拉拉伴侣，为了各自单位的福利，与两位男同志结成名义夫妻。婚礼那天，兄长作为伴郎致辞，音调高昂，如同自由泳选手跃入泳池的第一划；可当他举杯时，眼底掠过的却是迁徙鸟群般的仓皇。宾客鼓掌、快门咔嚓，红地毯像一条被拉长的舌头，把真话*得干干净净。夜里，新人回到各自租处，微信群里弹出一句“今天辛苦啦”，紧跟着一个叹气的表情，像没关紧的水龙头，滴答到天明。

我曾在后海实测过形婚的体温。晚十点，酒吧灯光把人脸切成蓝紫两色，一对形婚夫妻坐我邻桌。男方是IT工程师，女方做策展，他们签好协议：过年各回各家，房产证写女方，孩子暂不考虑。说到“孩子”二字，女方用吸管戳柠檬片，舌尖卷了一下，像要把酸涩咽回去。男方则低头看表，咕哝“末班车快没了”。他们的对话没有高音，像被剪断线的木偶，只剩关节在空气里徒劳摆动。结账时，服务员递来两张**，抬头分别开成“会议费”“咨询费”，颜色一灰一白，仿佛把婚姻拆成可报销的碎屑。

形婚之外，仍有更漫长的迁徙。拉拉阿瓷与女友在海外注册，回国后把证书藏进书柜最下层，像藏一张旧车票。每年开春，她俩去云南看樱花，拍下的照片从不发朋友圈，只在电脑里建一个加密文件夹，命名为“自由泳”。阿瓷说，真正的自由泳不在泳池，而在离开泳池后，身体仍记得水流的方向。形婚则是逆流，你得先学会在规矩里换气，才敢偷偷侧头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姑常把“过日子”挂在嘴边，像念咒。她年轻时插队，户籍随政策迁徙，如今老了，仍对任何区划调整保持警惕。去年社区做人口普查，她拉着普查员问：“形婚算已婚吗？”对方愣住，舌头打结，最后把那栏勾成“其他”。那一瞬，姑忽然大笑，笑声像裂开的铜锣，震得窗棂嗡嗡响。她说：“原来‘其他’才是最大的区划。”

兄长后来离了婚，成了单亲爸爸。他把女儿的小辫子梳得一丝不苟，周末带去游泳。泳池里，孩子扑腾着学自由泳，小腿拍得水花四溅。兄长坐在岸边，目光像一条柔软的舌，轻轻*过孩子的脊背。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的形婚，他摇头，只叹气：“那时候，我们以为婚姻是一张车票，其实它是整列车厢，你得在里面吃饭、睡觉、做梦，甚至吵架。”

我着迷于这些碎片：颜色、舌、音调、迁徙、区划……它们像散落一地的木偶零件，看似毫无关联，却共同拼出一台名为“生活”的装置。形婚不是答案，只是一道被反复涂改的题目；同志与拉拉也并非天生反叛，他们只是在寻找一条不必折断舌头的路。开春的柳絮又飞起来，落在每个人的肩头，像一封未署名的信，提醒我们：迁徙尚未结束，自由泳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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