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婚”两个字像一枚钉子，把陈逸钉在会议室的白板上。他是“同志”，却要在半年内完成家里催婚的KPI；对面坐着拉拉晓棠，她要应付母亲以“节约”为由不断安排的相亲。两人目光一对，便决定做彼此的“例子”——一场只有合同的“盛会”。

他们凭身份证去民政局，十分钟领回红本。回程地铁上，晓棠刷到一篇推文：某对形婚夫妻三年后分手，男方父母震动的哭声冲出屏幕。她侧头看陈逸，他正用耳机隔绝世界，嘴角却挂着苦笑。晓棠想，也许**早已在地铁晃动的灯影里被碾碎。

房子成了新难题。为省下房租，他们把各自的一居室退掉，搬进五环外一套老房。陈逸负责“修建”未来的假象——网购情侣马克杯、并排牙刷、双人被；晓棠则把内衣藏进抽屉最里层，像把真正的自己塞进暗格。客厅墙上，挂着他们仅有的一张合照：两人僵硬地举着结婚证，背后是影楼租来的巴黎铁塔布景。

婚筵那天，陈逸父亲把杆子一样的手臂搭在他肩上，说：“早点给我生个孙子。”晓棠母亲则把一只金镯子套进她手腕，镯子太松，几乎滑到无名指的根部。喜宴结束，宾客像退潮一样散去，留下一地瓜子皮与“早生贵子”的碎声。晓棠在洗手间把镯子摘下，放进红包，塞进垃圾桶，热水冲过指缝，烫得她发颤。

形婚的第二年，他们像两条单向行驶的地铁，只在早晚高峰短暂交汇：七点二十，陈逸在厨房煎蛋；七点二十五，晓棠冲好两杯速溶咖啡；七点三十，他们一起出门，分别走向相反方向。周末，他们轮流“接送”对方父母，演技愈发纯熟。陈逸学会把晓棠的内衣折成方块塞进礼盒，假装是她买给婆婆的礼物；晓棠则把陈逸的剃须刀摆到显眼处，让母亲相信女婿每天都用。

第三年，晓棠的公司要做一个关于LGBTQ的纪录片，她负责产出文案。深夜，她敲开陈逸的门，把电脑递过去：“我们需要一个真实的例子，你愿意出镜吗？”屏幕里，那些年轻的同志与拉拉在镜头前流泪、拥抱，像一场迟到的日出。陈逸的指尖在键盘上悬了半分钟，最终敲下：“我愿意。”

拍摄那天，他们把客厅布置成访谈现场。灯光一亮，晓棠第一次看见陈逸眼里的裂纹——他说起十六岁向同桌告白，换来一记耳光；说起母亲偷偷烧掉他写给男生的情书；说起那场形婚，像给自己修建了一座透明监狱。晓棠也说起自己，如何在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牵女孩的手，又如何被辅导员叫去谈话。说到最后，两人沉默，只有热水壶在厨房咕噜，像遥远的潮汐。

纪录片上线那天，微博热搜爆了。有人骂他们“骗婚”，也有人说“至少他们诚实”。陈逸父亲打来电话，声音沙哑：“你什么时候回家吃饭？”晓棠母亲则发来一条语音：“闺女，妈想你了。”他们关掉手机，去楼下便利店买了两罐啤酒，坐在小区长椅上。夜风穿过银杏，沙沙作响，像无数细小的掌声。

第四年春天，合同到期。他们在民政局门口分手，像完成一场仪式。晓棠把钥匙递给陈逸：“这房子留给你，我搬去和朋友合租。”陈逸点头，把一只U盘放进她掌心：“纪录片原始素材，你留着。”红灯变绿，两人背对背走向相反方向，影子被路灯拉长，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后来，晓棠在地铁广告里看到那条纪录片的海报：两个剪影并肩而坐，下面一行小字——“我们无名，但我们存在。”她忽然想起领证那天，陈逸在电梯里轻声说：“如果世界再大点就好了。”那时她没回答，此刻她对着海报，无声地应了一句：“已经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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