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是学术界退了休的微生物学家，六十五岁，头发像被火焰燎过的菌丝，蜷曲而灰白。新近，他收到一份“重大”快递：一台从德国寄来的二手荧光显微镜，镜身有几处破损，却仍能发光。老周把仪器搬进书房，擦了擦目镜，像擦拭一颗迟到的星星。

　　快递里夹带一张便条：

　　“周老师，您当年的学生阿夏敬赠。我已形婚，再无后顾之忧，这台镜就留给您继续看‘世界’。——夏”

　　阿夏是老周带的最后一届研究生，一个瘦得像茎秆的姑娘，真正的身份是拉拉。老周早就知道，却从不过问，只在论文答辩那天轻轻拍了拍她肩膀：“以后想回来，实验室的灯永远给你留一盏。”

　　如今，灯还在，人却走了。阿夏去了荷兰，与形婚的丈夫办了离婚，准备和伴侣出境定居。老周把便条折好，放进抽屉，那里还压着他与另一位学生的合影——阿夏的“丈夫”小江，一个眉眼温柔的同志。

　　形婚像一块缓冲垫，让两个家庭在春节的饭桌上保持了体面的平静。阿夏的父母以为女儿终于“正常”，小江的妈也松了口气：“至少不会断后。”唯独老周，在酒桌底下看见小江偷偷牵阿夏的手，像两片叶子在风里碰了碰，又迅速分开。

　　退休后的日子慢得像培养皿里静止的菌落。老周白天去公园下棋，晚上到社区夜校教老人用智能手机。夜校的教室在地下一层，灯管老旧，嗡嗡作响。老周把显微镜也搬了去，想让老人们看看“另一个世界”。

　　第一堂课，来的人不多，大多是退了休的阿姨。老周教大家调焦距，忽然听见后排有人小声议论：“这老师是不是也……”“嘘，别乱说。”

　　老周笑了笑，没解释。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台下也有人窃窃私语：“那谁，听说是个同志。”那时他刚评上副教授，为了堵住流言，仓促结了婚。妻子是大学同学，温柔沉默，婚后第三年郁郁而终。老周再没续弦，把全部热情投进实验室。

　　显微镜下的世界却从不撒谎。老周让阿姨们轮流看切片，有人惊呼：“像银河！”有人皱眉：“怪吓人的。”最后一位阿姨看完，抬头问：“老师，这细胞怎么裂成两半？”

　　“它在繁殖。”老周答，“生命自有办法。”

　　下课后，老周独自留在教室。灯管闪了几下，彻底熄灭。黑暗里，他摸到显微镜的金属柄，冰凉得像一条河。他忽然想起阿夏和小江——他们形婚时，小江的父母送来一台崭新的冰箱，阿夏的妈塞给她一床龙凤被。婚礼那天，老周坐在角落，看见小江给阿夏戴戒指，两人笑得像完成一场实验。

　　如今，冰箱还在运转，龙凤被却压箱底。阿夏和小江各自自由，反倒比从前更亲近。老周想，也许形婚不是欺骗，而是一种过渡，像细胞分裂前的短暂停顿。

　　夜校的课程继续，来的人越来越多。老周把破损的镜身用胶带缠好，镜头却愈发清晰。一天，一个拄拐的老头蹒跚进来，递上一张皱巴巴的报名表：“听说您能教人看世界？”

　　老周抬头，认出是当年系里教植物生理的老李——也是同志，终身未娶。老李坐下，第一句话竟是：“我老伴去年走了，癌症。”

　　老周愣住，老李却笑：“别误会，我说的老伴，是男的。”

　　教室安静得能听见灯管的电流声。老周把显微镜推过去：“看看这个。”

　　镜头下，一株蕨类的茎正在舒展孢子囊，像无数小灯笼。老李凑近，忽然红了眼眶：“我年轻时也想研究蕨类，被我爸把标本全烧了。”

　　老周拍拍他肩：“现在补回来，不晚。”

　　学期结束，夜校办了个小型展览。老周把显微镜放在最中央，旁边贴着学生拍的照片：发霉的橘子、花瓣上的露珠、老人掌纹里的细菌。展板上写着一行字：

　　“我们明知世界会破损，仍要发光。”

　　展览最后一天，阿夏从荷兰寄来一段视频。画面里，她和小江并肩站在风车下，手里举着一株小小的郁金香。阿夏说：“老师，我们把球茎分给了邻居，明年这里会开一片彩虹。”

　　老周把视频连到投影仪，教室里爆发出掌声。老李悄悄握住老周的手，掌心布满皱纹，却温暖有力。

　　夜里，老周独自收拾仪器。显微镜的灯泡忽然闪了闪，彻底熄灭。他摸了摸镜身，胶带边缘翘起，像一道微笑。

　　“幸好，”他自言自语，“还能修。”

　　他把显微镜抱回家，放在书桌上。窗外，七月的风吹过梧桐，叶片沙沙作响，像无数细小的掌声。老周打开抽屉，取出那张便条，在背面添了一句：

　　“愿你我在裂缝里，仍能看见光。”

　　然后，他关掉台灯，让黑暗包裹自己。这一次，他没有孤独，只觉得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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