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志成因进行最初探讨的同时，同志和异性恋的性身份也刚好出现，而且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身份的形成。为了更好地理解同志的成因，我们需要对于历史学家有关性身份形成的理论有所了解。

　　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叙述过，男性和女性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如镜像一般的相似，不能总拿同一种理论框架套在两者头上。研究男女同志的历史学家通常采用不完全相同的方法来探讨这个议题。研究男同志的学者经常着眼于某些性行为或者以这些行为为中心的亚文化，而对女同志感兴趣的学者则关注亲密和带有情爱性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带有**的含义。

　　侧重点的不同对于常规观念提出了质疑。女同志者的**活动不如男同志者活跃吗？这种看法是否只是对女性**倍加压制的大男子主义意识的延续而已？女性是否在**方面具有根本而独特的不同？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把同一个模式套在男同志和女同志上，这对于我们了解性倾向究竟有何益处？将苹果和橘子混在一起实在没有道理，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借助流行书籍的题目来提出类似于“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说法？我们并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

的回答，但仍然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它们在解释性倾向时会经常出现。另外，这些问题也表明，如果我们要对男同志身份和女同志身份做出统一划分，这将是多么困难。

　　男同志身份出现于何时？学者们对此的看法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在十七世纪晚期出现。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这种新身份于十九世纪中期形成，有关同性性行为的看法从那时候起，开始呈现出较大变化。有关女同志身份的统一看法在稍后出现。也有证据表明，阶级和文化在塑就男女同志身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舍弃不含**的传统式浪漫友谊关系方面，美国妇女走在了劳工妇女后面，而且许多上层阶级的妇女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仍然向外界展示出一些体

面而毫无**的伴侣形象。在1929年股市崩溃前的爵士乐时代，纽约的哈莱姆是黑人男女同志亚文化的大本营，社区为“男人婆”和“娘娘腔男子”提供了支持。

　　尽管异性恋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即在社会生活中推行和调节异性间的某种关系），异性恋作为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自我描述的方式，显然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现象。历史学家约翰逊·内德·卡茨将“现代美国异性恋者”的出现定于1892年至1900年之间，当时“异性恋”一词作为“同志”的对立面，在医学界和科学界受到使用。

　　这种对立在“正常”和“变态”之间划出了一道正式的新界线，对立也使两种状态相互依存，互为定义，同时标明了一种受到医学准许的新态度，即异性相吸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一种健康组成部分，这就逐渐偏离了原先将生育视为性行为唯一目的的观念。就好象新出现的同志身份一样，异性恋身份也被赋予了一整套与身体和体态息息相关的意义和价值体系。

　　同志－异性恋的两元对立并非科学的独创。为了对这个现象做出全面的解释，人们必须审视一系列其它因素，其中包括城市环境的扩展、家庭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以及同性情侣为了满足欲望而在争取社会空间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然而，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和性学对于这些身份的形成确实至关重要，因为科学工作者（在大男子主义时代，以男性为主）热衷于解释**望在揭开人性之谜中的重要性。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包括对不断扩充着的性行为进行描述和分类，尝试用生物学或者心理发展阶段来解释性倾向的成因。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试图矫正那些在他们看来并不健康的状态。

　　这些活动起到了某种令人侧目的双刃效果。一方面，“专家们”相信他们仅仅在于发现“性本质”的客观真相，而我们作为后人，看出他们在探索中经常不由自主地搀入了自身以及社会的偏见。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性史》（这也许社会建构主义学说最重要的著作）中写道，这些科学家在为所谓的“真相”制定规则时，他们建立起了某一门学问，而学问同时成为权力的工具。在另一方面，这种工具在某些时候也可以被用来有效地抵抗偏见，同志性学家兼同志

运动先锋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所付出的努力就是如此。

　　这种历史性的模糊──即性成为科学的奴隶，但同时科学又可以担任性的拯救者──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很好的解决。它部分地促成了社会建构主义者和本质论者之间的激烈争论，诸如福柯这样的建构主义者经常对科学持一种调侃的态度，而主张生物学研究的本质主义者则希望科学能够揭开同性性行为之谜，从而有助于消除偏见。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家和学者们在性学方面取得了具有影响性的进展，其中同志研究的成果尤显突出。与此同时，德国出现了全球首次公开的同志解放运动。二十世纪初，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医生孜孜不倦地提倡用科学来研究性，这种呼吁就是当时运动的顶点。赫希费尔德还领导科学人道委员会为废除第175条款（即德国刑法中的反**条款）而努力。身为同志的他将为同***的呼吁和对**的进一步了解相结合，最后成立了全球性改革联盟，但由他在柏林领导的著名的性学研究所于1933年遭到纳粹的焚毁。与此同时，维也纳的西格蒙·弗洛依德正在创立有关**的无意识的精神分析。德语国家当时走在理论革新和反压制的最前沿，但纳粹的兴起开始了对同志者和其它性少数者的迫害，同志研究也被斥为“犹太人科学”。

　　在英国，哈弗洛克·蔼理士于1897年发表了专著《性心理学》第一卷《性倒错》，此书被定为“淫秽”而在英国遭禁，后来在美国出版。该书对于医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象赫希费尔德一样，蔼理士是国际联盟里的重要人物，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美国科学家在性学研究方面走向了前沿。性学新手阿尔弗莱德·金赛披露了大众人口中同性性行为的普遍存在，他拒绝将人们划为截然不相容合的同志或者异性恋，从而对既定的性倾向观念提出了挑战。以异性恋夫妇面目出现的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在实验室里观察同***和异***之间的“**实况”，对**展开了科学研究。

　　许多早期对同志的研究都将这种性倾向归因于某种天生的、生物性的本质，这种本质以“自然”性别的逆转或者倒错为主要特征，同志因此就成为男女两性之间的中间性别，或者第三性。K.H.乌尔利克斯是同志解放运动的先锋，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同志的文章，对后来这方面的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称受到同性吸引的人为“Uranian”或者“Urning”，用“Dionian”来指受到异性吸引的人。

　　　　有一类人叫Urning，他们具有女人的**和男人的身胚。

　　这种男人在同性情爱中取得和谐……这种和谐指**、身体

　　和心理方面的遗传特征，但这并不是什么遗传疾病，也不是

　　类似于纵火癖、偷盗癖和酗酒等的遗传特质，而是与Dionian

　　只受到女性吸引一样。

形式婚姻网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原文地址：https://www.chinagayles.com/article-105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