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成长在中国的同志者，我的周围从来都是直人的世界，他们是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因为生活和工作在同一个环境中，同这些直朋友交往是无法回避的，他们在我生活中的地位也无法被同人朋友所取代。怎样作为一个同志与直人朋友相处？这一直是我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一开始害怕与中国朋友谈论同志，因为同志从来就不是他们所谈论的一个话题，在这件事上他们是未知数，因为不知深浅，所以我很犹豫要不要趟这潭水。到美国留学之后，才对中国人对同志的态度开始有所了解。

　　我的美国导师杰克是名公开的同志者，他的同居男友比尔也是位教授。实验室里有一邦中国留学生。当提起一般中国留学生对同志的态度时，比尔对我说：“中国人是很有趣的，他们从来不正面问我有关同志的问题，但我感到他们对同志的生活方式非常好奇。每次我要出去开会或休假时，实验室的中国学生会向我打听杰克要去哪儿？”我当时笑了，我没敢坦白曾有中国学生托我趁在他家参加聚会之机，窥探一下他们家的卧室的床是怎么摆的！杰克和比尔之间的

同志情在系里是公开的事，他们一起申请研究课题，一起买房子，两人分别负责的两家实验室一起在他们家办聚会。我周围的中国留学生要么认识、要么知道他们，所以我有机会了解我周围的中国学生对同志的理解和态度。

　　我逐渐地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同志的态度有本质的区别。美国人因为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他们对任何事情的认识和态度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而中国人则不是这样，大多数中国人会根据实用主义的立场，不断改变对事物的认识。新来的学生，对同志一无所知，他们会因为同志不符合自己的感受而对其感到憎恶和反感。当他们认识杰克和比尔之后，这种观念会发生１８０度的转变，他们会对同志生活方式表示出十分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杰克和比尔的确令人羡慕，两人都很英俊，事业上蒸蒸日上，开好车，住豪宅，到世界各地旅游。只有一类中国留学生对同志真心地不满，那就是暗恋上杰克或比尔的女孩子们。看着他俩成双入对，这些女孩觉得自己生不逢时，在理解中深感遗憾。

　　逐渐地，我交了很多对同志没有成见的中国朋友，但不知为什么，我仍然不愿意向他们坦白自己是同志。当我个人感情受挫时，特别想找他们谈谈自己的委屈，但欲言又止。当有很近的朋友提起给单身的我介绍对象时，我会婉言拒绝，但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个人生活方面的失意。因为中文中“他”和“她”同音，即使我照实陈述，朋友们也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所爱过的人是男性。

　　真正主动地向同事亮相是毕业后到美国一个大城市就职之后的事了。因为毕业后的变动，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结交了很多中国同志朋友，周末我总是有活动或朋友聚会，不再因为逃避孤单而加班加点地工作了。因为认识的人多，参与的事情多，逐渐地我越来越多地参与了中国同志社区建设等社会工作。即使还是单身，作为同志的这一部分生活顿时充实了许多。

　　研究所的中国人在午餐时间总喜欢聚在一起吃饭聊天，一次当我在被问及“个人问题”时，我抑制不住自己，当场告诉了他们。他们的反应是很有趣的，他们提的问题让我哭笑不得：“你是不是受过女孩子的伤害？”“你一点女孩子气都没有，怎么会是同志？”我们以后的谈话开始不再回避同志的话题。他们通过我，知道了中国同志社区的存在，因为想看我写的文字，所里十来个中国职员都看起了《桃红满天下》，只要我有写得不错的文章发表，所里的同事必会接到通知。因为我的亮相，一下子把“同志”和中国人的生活拉得这样近，但对这些直人朋友来说，我绝对不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同志者。有的朋友在国内就认识一些人，这些人在婚姻或生活上有很多的痛苦和怪异，令外人十分不解，在我一看就能猜出他们的痛苦十有八九是源于倍受压抑和扭曲的同志倾向。最让我吃惊的是，我有一个同事居然和中国同志前辈中的大名人、“蝴蝶君”的生活原形时佩普先生做过邻居，但他在此之前一点都没有想到时佩普是同志！

　　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男友，和同事谈找对象这样的事本来应该是人之常情，我谈起来总觉得怪怪的，但同事们没有觉得怪，他们总是提出一些很现实的条件，比如家庭背景、收入、绿卡、花钱习惯等等，给我出谋划策。后来，我和男友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同事，我大大方方地做了介绍。事情传开后，人人都提出要见我的男友。

　　在同事和朋友面前，我没有因为公开同志身份而被看成一个怪物，他们也没有因为我的缘故而成天谈论同志。中午吃饭的话题提到最多的还是办“绿卡”、买房子、抄股票、找工作和子女教育。我在美国所到之处，遇见的中国人都是很现实的，中国同事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至于别人恋什么，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事，他们并没有很强的观念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

　　同样是我，同样是中国朋友，为什么我当学生时不愿袒露自己的同志身份，而后来变得那样坦率，甚至唯恐天下不知呢？我不禁想起了少年在家时父亲种花的故事。父亲酷爱种花，我们家那时住在当街的公寓房里，父亲在阳台上种了很多花草，阳台不够大，他还在房间里放了好多盆。一到春天，我们家阳台上就诧紫妍红开遍，到了五月，父亲的红玫瑰爬满了栏杆。有一次街上的一位行人看我们家的花一走神摔了一跤，这事儿一直被我父亲津津乐道。我注意到房间里的花盆从来没见过开一朵花，后来才发现，只要房里的枝条一打苞，父亲就将其移到阳台上，换下一盆“不争气”的花。这样一来，我们自家的人尽看残枝败叶，而街上素不相识的路人，看的都是父亲最得意的“作品”。

　　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从骨子里继承了父亲死要面子的脾气。我的同学、同事就象街上的路人，他们对我是不是同志其实并不在乎，对我的人生选择也起不到实质性的影响。当我在感情上不顺利时，我不愿让他们看到我的弱点，不愿让别人同情怜悯自己，所以即使朋友们对同志没有恶意，我也不愿亮相。当我个人的感情生活有了起色时，我开始有了表达自己的需求，于是变得越来越坦诚。

　　中国人大多数是很实际的，自身的利益和需求是我们判断是非的准则。我周围的普通的中国人对同志不甚了解，但也没有恶意，他们在对同志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方面，可塑性很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宗教式的狂热。当我们抱怨中国人恐同，特别害怕人家知道自己是同志时，有很多时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种恐惧与外人无关，它折射的是自己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不安和担心，这时需要做的不是抱怨别人不接受自己，而是做些实事让自己的感情生活变得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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