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国外近代的同志权利运动，国内研究学者李银河女士把它分为八个阶段：①１９０８─１９４５年，同志者的个人尝试，为同志权利辩护；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少数派群体意识的觉醒；③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同志寻找身份认同时期；④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同志者对不公正待遇的愤慨爆发；⑤１９５３─１９６０年，同志集团加强自身素质和组织力量；⑥六十年代，将民权运动引向同志权利运动；⑦１９６９年，大规模同志权利运动时期（但大规模的同志权利运动随着性解放运动的狂飚突进导致了艾滋病在男同志人群中的大规模流行，以至１９８０年艾滋病发现以后，国外同志权利运动逐年降温；而中国同志医学性行为病学专家张北川医师在１９９９年对中国５００多例同志者的问卷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不采取安全性行为，艾滋病八十年代在国外男同志者中的大流行悲剧有可能很快就在大陆男同志者中重演，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你今天不关心艾滋病，明天你可能就是艾滋病人"，这就是我的忠告）；⑧１９７３年后，与**对话时期。

　　毫无疑问，国内的同志权利运动过程也会与此大致相同。尽管中外意识形态、社会环境以及民族风俗习惯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全世界同志文化似乎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以致于这些共同点足以消弱传统文化、民族风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的影响，例如美国有个同志组织的名字就叫做"奇特的国度"，国内一些在同志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也常被国外的同志组织要求对国内的同志组织牵线搭桥。从全世界同志文化相似之处我们不难发现，同志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人性问题，就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却在同志者身上显露的问题。

　　有人说，同志是人权问题，说到底是人性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要解决的难题。要谈到国内外同志权利运动的不同，就不能逃避民权运动。在国外，是民权运动导致了同志权利运动的爆发；在国内，则只能由同志权利运动导向民权运动。与国外相比，国内没有滋生民权运动的土壤。民权运动需要等到人民也就是平民个人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而同志者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比一般平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早得多。这并不是说同志者较平民个人具有优越性，而恰是社会对同志者更深层压迫的结果（例如文化压迫，即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歧视等）。这个过程就象烧开水的过程，需最底下的水翻滚过来，上面的水才开始运动；而不是象风吹过水面，只是表面的涟漪，底下的水却平静不动。与同志权利运动的反压迫和反剥夺相比，民权运动可能还包涵着反权威和反特权。人民不再是一袋子看似团结又彼此公离的土豆，不再是拥挤在一起的绵羊，而是奔跑的狼。随着平民个人主义的确立，民主将成为可能，权力由一种

工具、武器和政治变成一种责任和服务，当权者成为真正的公仆（这里我不禁想起法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所作的精僻的分析，他说：你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以人民公仆的名义／把皇帝给推翻了／但你在皇帝盖章的地方／盖的是一个渔夫的印章。纵观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读来心有戚戚）；权力由人民赐与，也由人民来收复（微观社会主义认为体制改革的第一猛药应是人事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官员的选拔和任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不唯上，不会出现放卫星的现象，离任审计制度应在民选之后，后话）；法制也将成为现实，一种从下至上的都督约束机制逐步取代一种由上至下的压迫机制（如果联系现在流行的"三讲"，我们能思索出什么结论？近期广东省委又把***在高州关于"三讲"的讲话总结为"三老四自"，又在天天学，不谈）。记住人性的弱点是贪图安逸享乐和懒惰，就不必再鼓吹官僚集团的廉洁自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青年学者刘军宁借用一种"政治无赖"假定说，来分析社会的权力分配，很有新意，也就是说假定我们的当权者都是无赖，就象公安到出租屋查房一样，他是假定每一个住出租屋的人者是"不法分子"，虽然我们大都是良民，但我们也有义务接受检查）。与同志权利运动所不同的是，民权运动的成功与否不在于特权者的宽厚仁慈或驯服力量，而取决于平民个人的崛起。但要实现平民个人的崛起，就必须讲到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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