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切诺尔·弗克扎尔大街的一幢公寓楼里有一个特别的房间，里面放满了俄文、英文和法文书籍，以及从报纸里剪下的消息，这些都是关于同志的材料。到这个小图书馆来的人能够看到，西蒙·杜布娃和弗吉尼亚·吴尔芙的书和俄国同志作家伊戈尔·孔、索非亚·帕尔诺克和玛丽娜·维塔耶娃的书放在一起，他们很难在别处一下子看到这些书。

　　维护和管理这个同志档案库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因为生怕被单位开除，她只愿向记者透露自己的英语缩名H.G.。她抚摸着那些书籍，仿佛走过了数年沧桑。这里既有十九和二十世纪出版的诗集，也有一些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翻译过来的外国书籍。

　　她从书架上取下一个大书夹，里面是俄国报刊有关同志的各种报导，书架的另一格上放的是九十年代出版后又停刊的同志杂志。目前莫斯科还有两份同志刊物继续发行，一本名为《岛屿》，另一本是《有机女士》。刊物的风格很简单，只是用黑字白底的印刷纸张装钉而成。除了这个档案室之外，H.G.还让那些无法寻得出版商的作者将作品存放在这里，供有兴趣的读者阅读。这家图书馆于1995年开张，每星期四下午四点到八点向读者们开放。有些读者也会带来资料

存放在这里，以扩充收藏。“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而不是什么争取权利的抽象的组织。”H.G.说。

　　“她是我们运动的里程碑。”同志圈子里的知名作家娜塔利亚·弗伦佐娃说。

　　在提到“运动”这个词时，弗伦佐娃的嘴角飘出一丝嘲讽，因为很多同志者认为，俄罗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同志运动。对于是否需要这样的运动，人们莫衷一是。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曾经出现过运动的萌芽。”50岁的维克多说，他不愿记者提及他的姓。他从属的一个组织专门搜集各报刊上有关同志的报导。维克多将这些剪报放在这个档案室。

　　“一些组织解散了，也有一些生存了下来，但多数都变成了联谊社团。这当然很好，但它们并不从事社会工作。”他说。

　　但其他人认为，没有太多的社会工作可以做。

　　“没有人需要这些社会工作，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了。”47岁的叶甫盖妮·德布里扬斯卡亚这样谈到同志运动。德布里扬斯卡亚在八十年代曾是持不同政见者，于1990年公开了自己的同志身份，这在当时还相当少见。现在她在每周六举办一个女同志者聚会。“社会运动已经烟消云散。”她说。

　　九十年代初期，俄罗斯出现了很多同志组织，也出版了大量同志刊物。那时有同志报纸《塔玛》，以及柴可夫斯基基金会、莫斯科女同志文艺协会、翅膀、三角等组织。有些组织从西方国家得到资助，希望能够掀起同志运动，比如德布里扬斯卡亚组织的“三角”就从欧盟委员会得到了四万美元的资助。

　　“九十年代的许多资助只是一种支持的表示，并没有明确的工作目标，这是问题所在。”25岁的尼基塔·伊万诺夫说，他现在经营一个有关同志文化、政治和社会的网站，日点击量达三万。

　　也有人认为，随着西方同志运动模式在俄国的失败，以及西方资金的撤出，俄国的同志运动也走向了消亡。自从1993年刑法取消对同志行为的惩罚后，再没有人愿意从事志愿工作。“俄国早期同志运动的领袖们不知道如何往前推进。”伊万诺夫在电子邮件中这样说。

　　也有的同志者认为还有工作需要做，比如伴侣登记和反歧视法等，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两个都没有必要。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教育公众。

　　“恐同主义并不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是隐藏的。”维克多说，“如果你去广场上喊一句：‘我是同志！’有的人会嘲笑你，有的人则会上来将你臭打一顿。”

　　许多认为同志运动很有必要的人也认为，他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尤其现在国家的当务之急是车臣叛乱和日益分化的贫富阶层。就目前来说，他们不想称自己为活动分子。“对同志的偏见来自各方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维克多这样认为。

　　在未来的几年内，H.G.希望编一本女同志作品集。德布里扬斯卡亚希望在冬天过后，召集各个俱乐部和酒吧的主人，在莫斯科举办一个有关同志的国际性会议。维克多希望开张一个同志活动中心和同志信息发布网，他希望能够从西方国家得到资金，并对此加以小心管理。

　　墙上的钟敲响了八点，图书室里的人们很不情愿地开始离身，向主人告别后，等待下星期再次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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