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弱者，最基本的权利也要靠斗争来取得；这些权利包括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相对于强者而言，弱者指大多数，而不仅仅指同志者。然而在争取有关权利的斗争中，同志者可能是比较激进的一分子，而且同志者所争取的权利，范畴往往超出同志意义，有些权利甚至具有普遍性，只是这些权利在同志阵营中显得特别欠缺或者说是更迫切些。歌德说："只有每天争取自由与生存的人，才享有两者的权利。"

　　讲到同志权利运动，可以说，同志权利运动是所有争取权利运动中的一个特例，是一个少数派的运动，但不能因此说它不是民权运动的一部份，因为它所争取的权利在民权范畴之内。在和平年代，阶级斗争的形式会以争取民权的斗争形式出现。其实阶级斗争历来就没有停止过，它就象沙漠里的巨石，有时候被风沙埋没，有时候也会凸现出来。对于同志者而言，很多权利的拥有要比一般人更迫切一些。因为相对大多数而言，少数派更处于不利地位。同志者可以说是弱者中的弱者，所以同志者权利意识的觉醒比一般人要早，争取权利的斗争也比一般民权运动激烈，也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这就是同志性格中的反叛性格。或者我们自己生活在缺乏民权的环境中而不知不觉，而同志者却能强烈地察觉到，因为他迫切需要这些权利，来为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政治哲学开路。这种反叛性格源于社会对同志的压迫和歧视（主要指文化歧视和压迫）。或者同志行为本身即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挑战和反叛。反叛开初的意义可能不在人权，然而就像我们为买一打火柴走进商店一样，我们发现自己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因此，对于弱者，权利的剥夺应该有个极限，即不要剥夺到他不能生存为止。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即此。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对权利的要求很低，更何况我们还拥有许多的权利，何必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那些并不是那么迫切需要的权利呢？这使我想起历史上的奴隶战争和农民起义。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理解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在同志权利运动中，是何种力量使得这帮男女奋斗到底。

　　事实上，反叛性格不仅仅为同志者所特有，它只是在同志者身上显得更突出些。可以说，反叛性格是弱者的性格。有时候我们会莫明其妙地顶撞上司，抵抗权威，在心有余悸的反省中，就会发现是理所当然。既然反叛性格来自于权利的被剥夺（过程主义理论指我们的生活存在着两种剥夺，即能力的剥夺和权利的剥夺，例如盲人被剥夺了看的能力和失学儿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么在这之后的表现将是对权利的敏感性，以及对被剥夺的危害性的扩大化，就象一个根本不需要再生孩子的男子，尽管他的性生活非常丰富和美满，若有一天医生告诉他由于**的活力不强而不能再生育时，他首先想的是他的男子汉尊严和地位的受损，而不仅仅是生育能力的丧失。

　寻找安全感和认同感──少数派权利意识的觉醒

　　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对所有的同志者几乎都是不公，然而这种命运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实际上，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对许多同志者来讲，只要他们能及时放弃同志行为，悬崖勒马，社会和家庭一般都能给予原谅和帮助，他们能象普通人一样生活。但几乎有同志者愿意这样做

　　在同志者的感情生活中，家庭的温暖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同志者最怕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知道自己的同志真相，真情一旦败露，受损的首先是家人，其次才是他自己。父母和孩子因为他而蒙羞，亲戚朋友也会为他而惋惜，开始劝他改邪归正，最后可能发展到五花大绑直至脱离血缘关系。中国首例同志司法介入案即是如此（１９９４年安徽省无为县发生的父亲扭送同志女儿司法介入案）。

　　当然并非每一个同志者的遭遇都是如此。事实上，许多同志者得到了家人中思想开放者的安慰和鼓励。与家庭的隔离对任何同志者来说都是一个重创。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同志者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对家庭的反叛。离开了家庭，仅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也被剥夺，最终导致他与家庭的决裂（即使他仍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例如大多数同志者都结了婚）。结果，他不得不以其他途径来弥补这种损失──即寻找安全感受和认同感时期（如网络、酒巴和渔场）。即使是一个没有显露的同志者，由于长期处于一种不安全感和缺乏认同感的时期，寻找安全感和认同感也会成为一种自觉。寻找安全感和认同感的最佳途径是自由结社，结果就是各种同志团体和组织的产生。这种团体和组织起先可能缘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体现对社会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敏感性和敌视，从一种对家庭的反叛发展为一种对社会的反叛，从被逼到自发，继之而起的则是同志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并非每个同志者都会结社，但当同志个人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结社便成为一种自觉。这时候结社不仅仅是一种保护和反叛，可能包涵着身份认同和要求与社会和**的平等对话，如发生纪念"石墙事件"的纽约同志大**。事实上，现阶段国内虽然没有公开的同志组织，但多数同志者的少数派意识开始觉醒，因为他们发现个人权利的取得不能靠单独的个人活动来达到，而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即使对于没有结社的同志者，其少数派意识也已经潜在，他们急需要这样的组织：能找到爱与关怀，获得安全感和认同感，保障个人权益和健康，提供帮助等。早在１９８８年，国内在取缔一个企图面向全国的庞大而又严密的同志组织的过程中发现，全国各地得知该组织成立的消息的同志者纷纷要求加入该组织。似乎是同病相伶，同志组织一般比较严密、牢固可靠、可信等，一般需要内部公开身份和***，不能有半点隐藏，人数也不多，文化层次都较高。我想做到这些除了社会迫使同志者之间相互守信和保密之外，独特的同志亚文化也是群体的动力之一。同志组织力量可能要大于一般组织的力量，著名的底比斯圣军和斯巴达克思军的力量就是由这种文化而获得，美国总统克林顿取消了同志者服兵役的禁令，提出"不问不说"的猫头鹰政策（当然，这种政策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憎恨同志的军官则强迫他的士兵在唱"gay, gay, on the street; shot, shot, swept him"之类极端反同志的歌），也是这种文化力量的结果。同志文化较传统文化似乎有许多优越之处，如对名誉、地位、金钱、出身和民族等社会特徵的淡化，博爱，追求完美，崇尚民主和自由等，使得众多的同

性恋组织，由开初的一种权利防御，逐步转向一种权利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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