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人会成长为同志者？马克·史东将其归因于单簧管。

　　４１岁的史东在宾州兰切斯特一家广告公司作创意指导。自从发现从小就在一起吹单簧管的四个朋友中有三个成为同志之后，他就开始记录成年同志朋友中谁曾经玩过乐器。据他的一项“全面但非科学”的调查表明，“成为同志和吹单簧管之间有极强的相互关系。”

　　这位昔日的木管乐器演奏者用略带嘻笑的口吻说：“我的理论是：大多数男孩想吹喇叭，但那些更敏感的男孩则最终吹起了单簧管，而后者成为同志。”

　　史东的理论当然在半开玩笑。但在过去十年左右，来自包括基因科学、听觉科学和行为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已经一点一滴地收集到他们认为有可能是决定性取向的证据。如果他们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的性取向可能早于任何一位音乐大师写下他第一个伟大音符之前就已经确定了。

　　尽管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表明同志的成因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确定──要么由基因决定，要么取决于在子宫内的生物过程──大多数的研究者还是认同来自基因、生物和环境影响的综合作用力。究竟其中几分来自基因，几分来自社会和文化的决定，仍然不清楚，而且也处在激烈的争论中。同样如此的是这个推论问题：究竟性取向是内在本质，终生不变，还是可塑的，并随时间而可变。

　　性倾向研究并不仅仅出于科学的好奇。多年以来，同志的政治组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这个观点，即性取向是天生和永恒的，并且不能因此而受到歧视。这种战术被证明是成功的。统计表明那些相信基因或生物因素决定性取向的美国人比那些认为环境因素论的人更倾向支持同志的民权。

　　在五月份的一个盖洛普调查中，半数参与调查的人认为同志由基因决定，另半数认为是环境决定。在1997年的盖洛普调查中，归因于环境和基因的回答者之比超过4：1。这项调查视此为“美国公众对同志议题较为显著的转变之一。”明显地，这个转变伴随着对同志更多的宽容。五月盖洛普调查者中52%回答同志是可以接受的另类生活方式，而在1977年仅为38%。54%的人同意“**间自愿的同志关系应该是合法的”，1977年为43%。

　　于1991年发现男同志和异性恋大脑结构区别的神经学科学家西蒙·列维说：“关于同志是不是真的不可改变这个问题在政治领域非常关键。”“美国公众对同志的不同态度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同志是一种选择。你可以争辩这本不应该如此，但现实就是这样。如果科学可以表明性取向是人的内在本性，那当然再好不过。但这也说明科学已经被政治化了。”

　　抛开政治，科学家坚称有可信的研究表明基因极大地影响了性取向。美家健康学会的分子生物学者，也是研究性取向与基因间联系的早期探索者迪恩·哈默说：“任何理性的科学家都不会对此有争论。证据确凿。”1993年，哈默第一次报告找到了可能与同志相关的一段特定的DNA。

　　他首先研究了114个男同志的家族史，发现在母亲家族一方的许多男性亲属也是同志。由于男性从母亲那里获得一个Ⅹ染色体，这项研究推论X染色体和同志之间有基因上的联系。哈默继而仔细研究了40对同志兄弟的DNA，发现其中33对在X染色体的某一部分具有相同的区域。

　　他的工作为早先的基因与同志相关联的证据予以了支持。1991年，西北大学心理学教授迈克尔·贝雷和波士顿医学院的精神病学者理查·皮勒检查一组男同志，其中56人有同卵双胞胎/孪生兄弟?4人有异卵双胞胎/兄弟，57人有领养的兄弟。在同卵双胞胎中，52%两人都是同志。在异卵双胞胎中，都是同志的比例是22%。有领养兄弟的人中只有11%他们的领养兄弟也是同志。在贝力和皮勒的另一次对女同志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

　　总之，一个有同志同卵双胞胎/孪生兄弟的人成为同志的机率高于他人的10倍。一个有同志兄弟的男性成为同志的机率是他人的3－7倍，一个有同志姊妹的女性成为同志的可能性是她人的4－8倍。皮勒说：“所有这些都表明性取向与基因间极大的关联性。”

　　哈默认为，基因对性取向至少有50%的影响。皮勒尽管不愿意给出具体的数字，但他说百分比应该“显著地”高于50%。其他科学家估计基因的作用可高达70%。

　　不管基因的作用有多大，也不会是100%。“我们永远不会找到‘同志基因’，”哈默说，“没有那么一个开关。没有那么简单。”

　　他和其他研究者认同其他的影响来源于生物体发育和环境**的总和。但究竟每个因素决定多少仍不得而知。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它成因可能是出生前的生物性因素。比如说，列维发现男同志者和男异性恋者的视床下部的大小有着显著区别，而视床下部据信可以对性行为产生影响。他认为，有的人在母胎中受到更多的睾丸酮的影响，这些人更容易成长为同志者。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出生前的生物和心理因素对性倾向造成了重要影响。”列维说。

　　一系列生物学研究结果支持以上理论。比如说，英国的利物浦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同志男女更可能成为左撇子，而女同志者的手指形态更接近男子（与接近女子手指形态相比），位于奥斯丁的德克萨斯大学的科学家德尼斯·麦克法登发现，女同志者的耳波系统的构造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马克·布里德洛夫发现某个手指的长短和性倾向有关。还有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男同志的**的平均长度超过了男异性恋者，请问哪位男同志者不会对此深感骄傲呢？

　　以上研究的共同特点在于：育前的许多因素决定了解剖方面的差异，包括性倾向在内。布里德洛夫将同志者和异性恋者之间手指长短的差异归因于胚胎期受到睾丸酮不同程度的影响的结果，这和列维的看法很一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同的荷尔蒙水平能够对脑部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使人成为同志或者异性恋。”列维说。

　　但这些生物因素究竟对性倾向能够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目前还不得知。“即使我已经发现了脑部结构的一些不同，我仍然觉得难以诠释这种情形。”列维说。

　　以上这些讨论使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最后也更具争议的可能性：究竟环境对性倾向的形成有何影响？

　　即使那些最热衷于同意先天论的基因学家和生物学家也不愿意低估外界因素的影响。“我当然不愿意排除生活经历在性倾向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列维说。

　　在过去，决定性倾向的任务通常是心理学家的职责，而他们习惯用精神障碍的理论来解释同志。而在今天，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经常是“环境影响说”的最强烈反对者。

　　“我花了三十年研究心理学，但我一点都看不出环境对于性倾向形成有何影响。”康乃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成为同志》一书的作者理查德·伊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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