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成了灰色，更要命的是，我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同伴和朋友们都纷纷地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而我却在无尽的孤单与寂寞中苦熬挣扎。不断地有女孩子写信给我。一位未署名的姑娘写信说，她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为我而心跳。她说她常常偷偷地注视着我，不知何时我曾说过的一句话，让她对少年期待着、期待着。在信中她指责我为何如此胆怯，缺乏男子汉勇气。她说她少女的心扉依然在为我而敞开。我的心在痛苦中煎熬的时候，却看见了这样的信。我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为什么男人非要去交女朋友，去结婚。

　　我设想结婚所产生的家庭生活一定是美满无比的，否则那些已婚的朋友们何以会如此耐烦地为我介绍女朋友，绑架似地让我去赴约会？父母亲戚乃至所有相识的人更是如此。中国的媒婆们拥有世上最热的心肠，她们的热情如果聚在一起足以融化喜马拉雅山的冰川，然而却无法改变我。在一个阶段，我的婚恋似乎成了大家共同的话题，好像我再不赶快结婚，地球就要停止转动一样。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到了结婚的年龄还不结婚简直就是一种罪过。所有已婚的人，作长辈的人都有资格来责怪你。久未见面的人，开口第一件事就是对婚事的关心，然后就是一顿或轻或重的指责。毕竟，在这些人中有人多多少少地了解我的心思。我的一位舅舅，一次在阻拦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时说：“你还没看出吗？那孩子心高着呢！”

　　我向往有自己家庭的生活，并且我非常喜欢孩子。我甚至想过创造一个生命，把他塑造得至善至美。经常看到年轻的夫妇带着孩子在马路上散步，悠闲，幸福，我感到自己的心在隐隐作痛。我永远不会有家、有孩子。

　　生命中最亮丽的时光就这样渐渐地流失在苦痛的沙漠之中。走过春的无奈，夏的浮躁，走过秋的凄凉，冬的漫长。心，已经给岁月的无情戳了一个洞。血，在默默地流出。那个泉眼终究是要苦竭的，我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同志这个词终于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显露出来。可是所有的相关文章都是以如何治疗它的形式出现的。莫非这真是一种变态，一种病吗？正当这时，我听到一篇关于一位心理分析医师的报导。既然这种病使得我的少年抑郁寡欢，为何不试着治疗它呢？

　　我找到这位医师。他告诉我这种病可以治愈，只要患者有信心。当我问起这种病的成因时，医生告诉我，这种病是受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产生的──我在这里无意做任何夸张的描绘，他的原话就是这样的。他让我服用两种药，甲基睾丸酮和佳静安定片，前者加强我的性激素，后者镇定我焦虑的情绪，医生这么说。

　　后来我又找到另一家精神病院的心理咨询室。坐诊的是一位女医生。当她最终明白了我的话后，显得很好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正了正鼻粱上的眼镜，饶着桌子不安地转了半圈，然后冷冷地瞪着我，好像要在我身上看出有无艾滋病菌一样。我愣愣地坐在那里，脸上火烧火燎地，只恨入地无门。我现在都不清楚那天我是如何从那门里走出来的。这时，女医生已脱下大褂准备下班，她极不耐烦说：“结了婚就好了。”

　　不过与下面这位在杂志上看到的老兄相比，我无论如何是幸运的。这位朋友为自己的病跑了许多有名的医院，医生们皆束手无策。有医生说这病治不好，有医生说不知有这病。一次，他把病情告诉一位医生，该医生对他说：“去公安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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