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对于历史上的同性相恋的了解来自同志学者的研究，这些学者在激进的同志解放运动的鼓励下，着手填补由异性恋霸权造成的历史空白。这种努力类似于女性主义者试图恢复“沉默的妇女”的声音，而且两者的研究时常出现重合，但同志学者的任务似乎更为艰巨。具有强烈男权思想倾向的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任何社会事件都是男人推动的结果，但即使他们也不会否认妇女确实一直存在。然而，一般的历史学家却不那么容易承认同志者

也一直具有类似的存在，或者认为这个人群至少在数量上相当不起眼。

　　这些历史学家们和传记作家合作时，往往避而不谈一些著名人物的同志倾向，如米开朗基罗和柴可夫斯基等；和人类学家合作时，他们对有关同性间性行为的探讨大打折扣；和性学家合作时，他们用无人能懂的拉丁语或者晦涩的专业语言来描述同志，要么就索性称之为“变态”，以免腐蚀大众。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诸如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和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等人，就因为大胆表白了对同性的**而成为同志运动的偶像。

　　男女同志学者试图在历史长河中找出更多埋没着的萨福和惠特曼。美国在这方面发表的重要著作包括约翰逊·内德·卡茨的《同志美国史》，该书提供了自清教徒时代以来美国同志活动的证据，此外还有约翰·波斯威尔的《基督教、社会宽容和同志：基督时代起到十四世纪的西欧同志者》，丽莲·费德曼的《超越男性之爱》则记录了女性间浪漫感情的历史。这些学术著作对于由异性恋主宰的媒体构成了挑战，以至于当连环漫画Doone**ury提到波斯威尔1994年

发表的一本有关中世纪基督教同性婚姻的著作时，很多报纸拒绝刊登这幅漫画。恐同主义仍然竭力让人们以为，同志是昨天才出现的。

　　虽然研究者们已经证明，恐同主义者在这方面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也意识到原先的假设似乎存在着一些问题。就象本套丛书的编辑马丁·都伯曼所言，“以前根本不存在‘同志’的概念，因此将这种身份加在历史人物身上，似乎很成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今天，在很多远离西方社会的某些世界角落，以性倾向来给人确定身份仍然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历史之谜对于那些试图了解性倾向的人而言，至关重要。即使我们承认，多数文化并不具有象我们今天所说的同志或异性恋的分类，但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的表面，看到一些与我们所谈的同志有一点点相近之处，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宣称，同志是一种普遍（甚至带有生物性）的特征。如果在某些文化中，人们受哪个性别的吸引根本无关紧要，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谈的性身份是源于文化而非生物或其它带有普遍意义的原因。

　　查看其它文化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欧美社会有关性身份的设想在其它社会中所遭遇的陌生情形。这种陌生并非出自必然，而是文化影响的结果。旁观者清是因为**者更容易将自己的习惯和规矩视为自然和永恒。

　　去掉套在我们脑中的习惯性思维模式，我们在家门边就往往能够观察到这种现象。我将从北美洲的几个社会谈起，探讨它们如何看待**。这番探讨将展示出，我们所称的“美国社会”其实有着纷繁的组成部分，而它们对于**所持的观念之不同，就象在其它议题上持有分歧一样。

　　在美国处于主宰地位的**模式中，有两个主要的身份种类：同志和异性恋，两者之间绝然对立，没有相互重合之处。作为第三种选择的双性恋并不受到重视，同志者和异性恋者都将双性恋者视为“尚未搞清楚自己性倾向的人”，认为他们或者不敢承认自己是同志，或者只是一些对同志感到好奇的异性恋者。区分这三类人的关键在于性对象的性别，除此之外的性幻想或者性行为并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

　　以上模式和美国女性间的同性关系的历史有所出入。历史学家们已经考证出，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女性基本上生活在由直系和旁系家庭的女性成员组成的“女性世界”，成员间可以建立相当紧密的联系，并有可能发展出带有浪漫色彩的情感纽带，当事人也会写下在我们今天看来充满****的字句。但不管是这些当事人还是当时的旁观者，都不会认为她们之间的这种浪漫友谊包含性接触的成份。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难以肯定，她们之间究竟有多少涉及到**接触或者达到性**的**成份。

　　二十世纪初，女性间的这种“特殊友谊”受到了检视，这种新生的猜疑是现代生活各阶段的**受到一致重视的表现之一。当时已经出现了将**与生育相分离的观念，女人爱女人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它赋予当事人某种身份，并使她获得满足，于是“女同志”就开始走出阴影。女同志小说家雷德克利芙·霍尔创作了深具影响力的《寂寞之井》，她从性学家蔼理士的著作中获取材料，而蔼理士则将女同志者视为属于“第三性”的“倒错者”。一个与其他女性建立

亲密关系的女人极有可能在她自己和其他人眼里被视为另一种人。虽然其他女性间也同样可以建立亲密关系，但她们仍然可以履行相夫教子的传统职责，而这“另一种人”则被视为偏离了常态，说得好听点是“怪异”，说得难听些就是“变态”。

　　虽然世代之间总能够呈现出明显的连续，但对于浪漫友谊的定义确实在不同年代的人中经历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费城的贤妻良母萨拉·巴特勒·维斯特和小说家维拉·卡瑟的身上就可以看出。维斯特用男性笔名和朋友珍尼·费尔德·马斯格罗芙保持书信往来，她曾经写道：“在这个星期内，我将完全一个人过，我不知用何种文字才能让你明白，我多么希望你陪伴我身边。”28年后，卡瑟在给她朋友路易丝·庞德的信中，除了表达浪漫的情感之外，还担心她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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