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西南角的一条老巷里，有一间不到三十立方的小酒吧，门口挂着一块已经褪色的招牌——“同道”。这里被当地同志与拉拉称作“最后的堡垒”。傍晚六点，夕阳从巷口斜射进来，像一柄柔软的轿帘，把喧嚣挡在外面。吧台上，首次来贵阳的阿岚攥着杯长岛冰茶，听邻座的“老贵阳”们评点形婚的利弊，那些在别处难以启齿的字眼儿，在这里却像日常寒暄一样自然。

　　“形婚不是遮羞布，是救生衣。”老赵把烟摁进烟灰缸，语气无比平静。他与妻子小芸结婚八年，真正的伴侣却在另一个城市。两人同属一个“形婚互助群”，群里常年活跃着两百多号人：有人为应付父母，有人为给孩子上户口，也有人为单位分房。群规第一条写着——“敌在门外，爱在门内”。阿岚听得切身，她拉拉身份**后，母亲以死相逼，父亲则把家谱摔在她脸上。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被塞进逼仄的轿厢，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

　　然而，堡垒之外的世界正在衰退。过去三年，贵阳已有四家同志酒吧关门，理由是“创收不足”。老赵说，疫情只是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杀手是手机里的社交软件——人们不再需要冒着风险走进实体店，只需点开同城，就能约到同样孤独的灵魂。听众里有人附和，也有人摇头：线上再热闹，也替代不了一杯碰杯的体温。那晚，大家不约而同地举杯，为消逝的店铺，也为尚未消逝的勇气。

　　话题转到“首次骄傲**”。2018年夏天，二十多个年轻人在甲秀楼前拉起彩虹旗，拍了张合照便匆匆散去。照片里，有人戴着口罩，有人背对镜头，却都把旗杆攥得发白。老赵说，那是贵阳同志史上“当之无愧”的高光。可一年后，照片被好事者传到单位群，其中三人被迫离职，两人远走他乡。从此，“骄傲”成了敏感词，连私下聚会都要先对暗号。

　　阿岚想起自己在北京的拉拉朋友，对方所在的公益组织每年靠企业赞助创收百万，办公室明亮宽敞，墙上贴着“多元、平等、自由”。可当她提议把项目复制到贵阳，对方却摇头：“西南市场太小，投入产出比太低。”那一刻，她第一次意识到：资源也会嫌贫爱富，边缘与边缘之间，同样存在鄙视链。

　　凌晨两点，酒吧打烊。老赵送阿岚到巷口，夜风裹着酸汤鱼的余味。老赵说：“衰退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也信了那套‘没有未来’的鬼话。”他指了指巷子深处——那里曾有一家同志书店，如今改成宠物店，但橱窗里仍留着一行模糊的字：Love Wins。阿岚忽然明白，所谓“敌”，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股让人自我否定的寒意。

　　回到酒店，她在手机备忘录里敲下一行字：如果明天醒来，世界依旧冷漠，那就再开一盏灯。写完，她把定位发到“形婚互助群”，附上一张酒吧的木门照片。十分钟后，群里跳出第一条回复：“明晚我带桂花酒，等我。”紧接着，第二条、第三条……屏幕上的蓝色气泡像一串串小灯泡，把黑夜一点点撑亮。

　　第二天傍晚，阿岚提前到了酒吧。她把自己昨晚写下的句子打印出来，贴在进门最显眼的位置。老赵看了一眼，笑着把音响调到最大声，放的是《Over the Rainbow》。那一刻，狭小的三十立方里，挤满了比彩虹更耀眼的东西——它无名，却足以抵御任何衰退；它无形，却能让所有擦肩而过的灵魂，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彼此确认：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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