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闷湿，空调外机的轰鸣像一场持续的低烧。岳铭把《中国性少数群体法规审读》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摊在膝头，纸页被汗水泡得发软，沉甸甸地压着他的大腿。书页第17页用红笔圈出“形婚”两个字，旁边批注：“拿法律当遮羞布，拿婚姻当排场”。他抬头望向对面沙发上的拉拉朋友阿夏，对方正用吸管搅动冰美式，褐色的液体打着旋儿，像某种无法愈合的伤口。

　　“实事求是地说，”阿夏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形婚对我们拉拉和同志都是一种泻洪，把社会压力泻出去，却把更大的空虚留在体内。”

　　岳铭苦笑。他认识阿夏七年，两人曾在同一家中资公司做品牌策划，也曾在年会上被迫扮演“情侣”以堵上司的嘴。那年夏天，公司组织去海边团建，篝火晚会上HR起哄让他“求婚”，阿夏单膝跪地，捧起塑料戒指，浪花把她的声音撕得粉碎：“你愿意形婚吗？”人群爆发掌声，像一场提前排好的戏。

　　那一刻，岳铭感觉自己的精子都在颤栗——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恐惧。他忽然意识到，这场排场越华丽，他与真实自我的距离就越远。

　　法规层面并非没有尝试。2019年民法典草案讨论期间，曾有学者建议增设“同***登记”条款，最终因“不符合国情”被拿下。岳铭把草案打印出来，用荧光笔标记所有被删改的字句，像在给一具尸体做尸检。阿夏则把这份审读材料拍照发到拉拉互助群，配文：“我们的存在被拿橡皮擦掉了。”群里的女孩们开始接龙：“我形婚三年，离婚时对方拿走我一半存款。”“我形婚对象要求我每年春节扮演儿媳，演一次给五千。”

　　每一条回复都是一颗钉子，钉进岳铭的备忘录。他本想把它们整理成公开读物，投给LGBTQ+公益公号，却被阿夏拦住：“你疯了？公号去年刚被关过一次。”

　　于是那些故事只能躺在他的硬盘深处，像未愈合的溃疡。夜深人静时，他打开文件夹，屏幕的光照在脸上，像一座冰冷的宝座——他坐在上面，既是国王也是囚徒。

　　转机出现在去年冬天。阿夏的形婚对象突然提出“要孩子”，理由是“给父母一个交代”。对方甚至准备好了精子捐赠协议，指定要“北大毕业、身高180、无遗传病史”的中资高管基因。阿夏把协议拍照发给岳铭：“你看，他们把生育也变成了排场。”

　　岳铭陪她去找律师。律师摊手：“现行法规下，同***无法共同收养，只能走形婚+**的灰色路径。”走出律所那天北京下大雪，阿夏的雪靴踩出一串潮湿的脚印，像一串省略号。她突然停下：“岳铭，我不想再被拿走了——拿我的子宫，拿我的身份，拿我的未来。”

　　三个月后，阿夏辞职去了大理，在古城边开了家小书店，店名叫“愈合”。开业那天她给岳铭寄来明信片，背面写着：“这里没有形婚，没有‘给儿子找个爹’的逼问，只有风吹在洱海上的声音。”

　　岳铭把明信片夹进那本《法规审读》，恰好盖住第17页的“形婚”二字。他忽然明白，真正的审读对象从来不是法条，而是他们自己的人生。

　　今年夏天，岳铭也辞职了。他把硬盘里的故事匿名发表在境外论坛，标题就叫《沉甸甸的宝座》。帖子最后写道：“我们曾用形婚为自己搭建宝座，却忘了宝座下面不是红毯，而是深渊。现在，我想把宝座拆了，哪怕碎木扎手，也好过继续坐在谎言上。”

　　屏幕那端，有人回复：“泻了这么久，终于敢承认疼。”

　　岳铭合上电脑，窗外的蝉鸣忽然停了。他想起阿夏书店里的标语——“实事求是地活，比任何排场都高贵。”那一刻，他感到某种东西在胸口轻轻愈合，像一道久未结痂的伤口，终于开始长出新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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