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同志与拉拉常被家族催婚逼得进退维谷。形婚于是像一条应急电路，把两条本不相交的导线强行复合：一方是男同性恋，一方是女同性恋，签一纸婚书，各自保留爱情，却对外亮起“已婚”指示灯。凡是见过这种组合的人，多半先惊掉下巴，继而佩服他们的舍得——舍得把人生最重要的社会仪式，当成一场和平交易。别说传统顽固，就连最开放的厨师，也得在菜单上给“家庭”留一道主菜；而同志与拉拉，则用形婚端出了这道“人情主菜”，让长辈们安心，让自己继续隐形。

形婚不是简单的“假结婚”。它像有机农场，需要持续吸纳阳光、雨露与微生物：双方得商量财产、赡养、甚至未来孩子的监护权。谁负责杀毒谣言，谁负责在春节饭桌上挡枪，都得写进契约。这份契约比杀毒软件更精密，因为它要抵御的，是流言这种社会传染病。流言一旦爆发，比电脑病毒传播更快：亲戚的一条“听说你老公是同志”的语音，就能让整条“电路”短路。于是，形婚者时常演练危机**——在婚礼上故意让新娘踩到裙摆，好让摄影师拍到新郎体贴一扶；在孩子家长群里，轮流扮演“加班狂”与“虎妈”，以佐证“我们很忙，但感情稳定”。

然而，任何有机系统都有漏洞。形婚最大的隐患，是情感过载。有人把形婚当成终极和平方案，却忘了人心不是集成电路。当拉拉忽然怀孕，同志忽然想移民，这段复合线路就会因为电压过高而烧毁。更别说当其中一方遇到真爱，舍得撕毁协议时，另一方往往措手不及，像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服务器，所有数据瞬间归零。于是，他们学会在协议里增设“退出条款”：谁想提前下车，必须提前半年告知，并支付对方心理补偿金——这补偿金被戏称为“和平分手费”。

在亚洲，形婚的出产并不均匀。大城市像上海、曼谷，同志社群成熟，形婚中介甚至能开出“厨师级”套餐：从婚纱照到婚宴司仪，一条龙服务，连“杀毒”谣言的台词都替你写好。但在三四线城市，拉拉若想找形婚对象，得像***一样，通过三层介绍人才能接头。这种地域差异，让形婚市场呈现“有机但不均衡”的怪象：一边是高端定制，一边是黑市交易。

值得玩味的是，形婚者往往控细节。有人把婚礼请柬做成电路板图案，暗示“我们只是并联”；有人在喜糖盒里塞一张小卡：“我们的爱是杀毒软件，只是偶尔需要升级。”这些自嘲，既是对外界的温和抗议，也是对自身的温柔提醒：别入戏太深。形婚是一场和平协议，不是爱情终点。

当然，也有人质疑：形婚是否阻碍了真正的平权？答案是复杂的。形婚确实暂时缓解了个人危机，却也让“结婚=异性恋”的框架继续出产。可若否定形婚，又等于把同志与拉拉推向更孤独的角落。或许，真正的出路是让形婚成为过渡，而非归宿。当社会逐渐吸纳多元家庭形态，当“传染病”般的偏见被真正杀毒，形婚才会像过时的软盘，自然退出历史舞台。

到那时，同志与拉拉不再需要形婚，也能在户口本上写下真实的伴侣姓名。厨师可以公开为同性婚礼做蛋糕，孩子可以在家长会上坦然说“我有两个爸爸”。而形婚者，会把当年的和平协议裱进相框，像展示一张旧电路图——它曾让电流通过，也提醒我们：凡是电流，终将找到更自由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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