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公开性的代价是社会的强烈反应。冷战时代的早期，人们对战时美国军人的精神危机仍然记忆犹新，不管这种危机是否与性有关。尽管人们对军人精神健康的实际成见不如前几年那么迫切，专家们仍然决心发现男子中普遍精神错乱的根源。在他们看来，问题经常是出于妇女的过错，而母亲应该受到责备。记者菲利普·韦利即以尖锐的措辞写道：“男子中的小白脸儿是妈咪主义，即过分依赖母亲的结果。”在战后的年代，“妈咪主义”（momi**）指的是母亲要对儿

子的很多问题负责。按照韦利所讲，这些问题包括“强盗行径、黑社会、劳工冲突、垄断谋财害命、道德败坏、官员腐败、走私、行贿受贿、偷盗、杀人、同志、酗酒、财政危机、秩序混乱和战争”。

　　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主任、前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会长、精神病学家爱德华·斯特雷克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同意“母亲主义”的观点：

　　“我们战时的经历，众多的所谓‘精神性精神病患者’（psychoneurotic）的年轻人，都证明并强调了对我们生存的这一威胁。每一个人面对着充满了渴望的人性力量时，都会意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做母亲的没有能够或不愿在孩子童年时给他们感情渲泄的自由。”

　　别的专家也闷闷不乐地同意“妇女是很多当今很多苦恼所围绕的中轴，就象行星俘获卫星一样”。因为母亲们培养出很多感情困惑的孩子，包括很男子气的女孩和带有脂粉味儿的男孩，精神神经病就象“幽灵般的瘟疫”一样出现，在国家处于冷战危机的时候，威胁着它的道德力量。

　　危险在家门口萦绕，同时也潜伏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竞技场上。同志不仅仅是诸如《金赛报告》等性学研究的惊人主题了。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以及非美国活动委员会在全国举行了长达数年的听政会，调查在**、教育领域、好莱坞和其它地方颠覆性的***的存在。麦卡锡认为，无神论的****和性倒错是一回事，前者污染的是精神，而后者玷污的是身体。结果，同志在很多方面都被认为是公众丑闻。通过寻找任何异议，无论是有关性的还是有关政治的，就可以把敌人查获。

　　这种逻辑意味着要战胜共产分子，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性诱惑和性背叛。仅仅教育美国公众提防无神论的社会主义教条是不足以在冷战中取胜的。１９５０年，美国参议院授权“调查同志和其它性变态在**部门的受雇情况；考虑为什么这些人在**部门的受雇是不符需要的；并检测处理这一问题的不同方法的效果”。很多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也争先恐后地告诉议员们，性变态是可以治疗的心理疾病。根据专家的见证，调查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同志“缺乏正常人的感情稳定性”。调查报告指出，他们倒错的性格和薄弱的道德力量不仅使他们没有责任感，容易被人敲诈勒索，同时，仅仅一个“在**机构工作的性变态者就有可能给其他职员带来腐败的影响”。调查委员会还得出结论：“美国**不可容纳违法乱纪或者违背正常道德标准的人，也不能容纳通过个人行为的丑闻会给联邦**带来不良声誉的人员。”

　　杜鲁门总统结果签署了行政令，禁止同志者在**各部门中工作。很多**机构，包括邮局、军队、甚至联邦调查局，也开始逐步增加了监督、骚扰、以及彻底开除的做法。同志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肯定会逐渐从内部破坏美国社会。除了雇佣方面的歧视，同性舞蹈也被禁止，同志酒也经常遭到警方突然搜查。

　　约瑟夫·麦卡锡还荒唐地声称军队是****的温床，后来他本人最终在１９５４年被参议院审察。但麦卡锡主义的结果已经为无数同志者带来危害。在那个没有强有力同志运动的时代，这些危害和灾难是无法挽回的。同志公务员会带来特殊的安全危险这一假定在麦卡锡死后的几十年里仍然很有市场。到了六十年代晚期，同志活动者仍在请求有同情心的专家“根据其职业经验证实，同志（具体来讲，还包括长期以同性性行为做为**发泄方式的人）也可能有

稳定的情感，在被授以保密信息时，不会发生危险”。直到１９７５年，美国行政部门委员会才放弃了麦卡锡的政策，认定同志不能做为禁止在联邦**部门工作的理由。

　　早期的同志活动者就是在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开始了联合争取宽容和尊重的运动。一些同志组织，例如马太辛协会（The Mattachine Society，该组织把自己描述为“代表性变异者的全国性教育研究机构”）开始在１９５０年秘密活动，新的成员誓约“世界上的同志者将不会感到孤独和被遗弃”。同志活动者帮助研究者寻找研究对象，发表研究成果，同时，他们希望以此来减少与同志有关的印迹。一位女同志者说：“人们可以对某些事情了解很多，

而对其它一些事情却充满了偏见。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我期望见到在这个问题上某种形式的启迪。我认为这种无知是不可饶恕的。”同志活动者认识到了二战的经历和科学的显著成就，所以难怪他们会向心理学家寻找同情和帮助。一位费城的同志活动者说：“我们自己为同志者说话是不会有人听的。只有某某医生通过他的研究，坚持为同志者说话，我们才能取得进步。”

　　在客观展示同志在历史上，在各个文化中的存在的同时，早期的同志活动者希望“通过演变而非不是革命”的方式达到受尊重和宽容的目的。一位五十年代早期的同志活动者豪·考尔说，这个策略如果用八十年代的标准来衡量，显得太平淡了。

　　“我们希望看到变化──法律上的变化以及公众态度上的变化，我们也希望看到对性行为的研究和教育……我们希望通过逐渐演变的方法，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我们那时的确很纯真温和。用今天的标准看，我们是一群无力的软蛋，但我们毕竟走出了闭塞和隐藏。但在当时人不多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很多勇气的……我们希望举办会议和讨论会，希望成为研究者的对象，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此带来一些变化。我们希望帮助学术界和行为科学界的

人士把真实情况告诉法律界有影响的人士。比如，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的金赛研究小组很快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跟他们的研究非常合作。”

　　今天，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太辛协会当时声称该组织“与以被认定的其它道德文明组织相当。尊重家庭、教会和国家的圣洁”，并鼓励其支持者在穿着和行为上要做优秀的中产阶级公民。１９５６年《马太辛评论》有针对性地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同志者何时才能懂得，在有效的社会变革发生之前，必须先要进行个人的变革？”

　　与之类似，信任科学的中立性，以及发表“同志是可以预防并治愈的疾病”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同样是天真温和，甚至有些懦弱。用今天同志运动的标准来看，二战后初出茅庐的同志组织或许增强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加在同志者生活上的强制力。同志者把社会变革托付给这些专业人员，他们似乎同意专家比他们自身更能控制他们的生活。他们也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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