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的画廊开在一条僻静的老街上，不卖画，只做一种他称之为“生活美学”的策展。他自幼对线条和色彩有着近乎偏执的敏感，这份敏感也延伸到了他对自身生活的构建上。作为一名同志，他早已习惯了在现实与自我之间搭建一道精致的屏风。这道屏风，就是他与苏晴的形婚。

苏晴是一名拉拉，干练而高傲，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的婚姻始于一份严谨的合同，条款清晰，权责分明，更像是一次商业合作，而非情感结合。这份合同是他们对抗外部世界的铠甲，也是保护内心秩序的围城。他们共同出席家庭聚会，应付亲戚的催促，将这场戏演得天衣无缝。林砚有时觉得，他们的婚姻本身，就是一场行为艺术，探讨着个体在庞大社会结构下的生存美学。

然而，生活的剧本从不按预设的章节上演。一天，一个来自老家的电话打破了平静。林砚的父亲在工地意外摔伤，成了伤员，急需一笔手术费。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反复念叨着：“你爸就你一个儿子，你得拿个决断啊！”

“儿子”这个身份，像一根尖锐的指甲，猛地挠开了林砚用美学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伤口。他一直以为，那份形婚合同足以应对一切，却忘了血缘是无法用条款约束的。他需要钱，很多钱。画廊的生意不温不火，远不足以应付这场危机。

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激励机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客户通过朋友介绍找上门，愿意出高价收藏林砚的一幅旧作，但条件是，林砚必须替他完成一项特殊的寻访任务。任务内容很简单：去一个即将被遣返的外国老人那里，取回一件他年轻时从紫禁城带走的旧物。

林砚感到一阵荒谬。紫禁城，国策，遣返……这些宏大的词汇与他那点鸡毛蒜皮的家庭困境纠缠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但他别无选择。他找到苏晴，将情况合盘托出。苏晴听完后，只是平静地推了推眼镜，指了指合同上的补充条款：“紧急情况下的互助义务。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需要你帮我留神画廊，另外……如果我被卷进什么麻烦，帮我联系我的律师。”林砚的声音有些沙哑。

苏晴的高傲在这一刻化为一种冷静的支持：“去吧。注意安全，别被人当成了偷渡客。”

寻访过程比想象中更曲折。那位外国老人住在城郊一间破旧的公寓里，身边堆满了书籍和画册，像个被遗忘的学者。他并没有刁难林砚，只是反复讲述着自己年轻时在中国的故事，眼神里充满了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情感。林砚在等待的间隙，用速写本记录下老人布满皱纹的手和窗外的光影。他忽然意识到，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生活美学”——关于记忆、失落与时间的。

拿到旧物，一个雕花的旧笔筒，林砚完成了交易。纷至沓来的麻烦也随之而来，似乎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他按照苏晴的提醒，第一时间联系了律师，最终有惊无险地脱身。

当他带着钱回到医院，父亲的手术已经成功。病床前，母亲拉着他的手，夸他“有出息，像个真正的男人”。林砚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看着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像一幅流动的抽象画，绚烂而疏离。

回到那个与苏晴共有的“家”，他发现苏晴在客厅里等他。桌上摆着两杯红酒。

“事情解决了？”她问。

“嗯。”

“那就好。对了，今天下午，有对年轻情侣来画廊，也是同志，想咨询形婚的事。”苏晴晃了晃酒杯，“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了他们，说你是这方面的美学顾问。”

林砚一愣，随即笑了。他举起酒杯，与苏晴的杯子轻轻一碰，发出清脆的响声。或许，生活本就是一场无法预料的展览，而他，既是策展人，也是展品。在这场巨大的、名为“人生”的展览里，他必须时刻留神，用自己的方式，做出每一个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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