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婚这个词，在镇子的早市上被喊出来，总带着一股毛线扯断的脆响。同志小赵和拉拉阿青并肩站着，像两截被剪开的线头，各自捏着帐本，却找不到可以对接的针眼。他们不是没有直接出柜的勇气，只是出柜之后，窑洞般黑洞洞的闲话能把人整个儿卷进去——“残疾人都能领证，你们俩健康人为啥不结？”这句话像非洲鼓点，咚咚敲在耳膜，让人忍不住张望四周，看有多少目光正把他们的隐私织成新毛衣。

小赵曾试着出面解释：“知识产权归我自己，性取向也是。”可对面的大婶把菜篮子一抡：“嘛叫知识产权？能当饭吃？”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词语被分流到另一条沟渠，流不到任何人的田。阿青更直接，她拉着他钻进镇子后山的旧窑洞，洞里潮气重，却能把所有嘲笑隔在外面。他们坐在土炕上，用一根毛线玩起翻花绳，手指交错，像在给彼此打暗号：你心领，我神会，不必出声。

然而纸包不住火，也包不住形婚的合约。双方父母凑在一张八仙桌前，算盘珠噼啪，把彩礼、房车、未来孩子像非洲矿产一样估价。小赵的爸爸是残疾人，走路拄拐，却拐得比谁都急：“人家隔壁老李家孙子都会打酱油了！”阿青的妈妈把帐本推过去：“要不先扯证，婚礼再补？反正现在同志也能合法领证。”一句话把“合法”二字咬得极重，好像只要法律点头，爱情就能像毛线团自动滚成毛衣。

他们真的去领了证。拍照那天，小赵穿西装，阿青穿白裙，镜头里笑得像两支被强行绑在一起的芦苇。镇子民政大厅的灯管惨白，照得证件照上的两个人影影绰绰，像一张被水晕开的知识产权证书——名义上归属他们，实际上谁都能来插一脚。晚上回到窑洞，阿青把结婚证铺在炕桌上，拿毛笔在背面写：“形婚合同，有效期待定。”小赵补上一行小字：“若一方找到真爱，另一方可无条件退出。”写完，他们同时抬头，看见对方眼底血丝纵横，像非洲草原干涸的河床。

分流来得比想象中快。小赵的单位传他要“被调往非洲援建”，阿青的公司则派她常驻省城。两趟列车在凌晨的站台交错，汽笛声把夜色撕出一道口子。他们隔着车窗挥手，毛线手套在寒风里晃成两团模糊的月。那一刻，他们明白：形婚不是终点，只是镇子口的老槐树，挂满了“到此一游”的红布条，而真正通往远方的路，必须自己踩出来。

三年后，省城举办残疾人艺术展，阿青作为志愿者出席。她在人群里看见一个拄拐的男人，背影极像小赵爸爸，走近才发现是小赵本人——他援非时摔伤腿，办了残疾证，却笑得比从前亮。展览主题是“知识产权与身体”，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毛线编织画：两片不同颜色的手掌在半空交扣，指缝间漏出光。阿青站在画前，心口像被什么轻轻拽了一下，那是当年窑洞里翻花绳的暗号，穿越时间，再次抵达。

他们没提复婚，也没提形婚是否继续。散场时，小赵递给她一张折成方块的纸，展开是一枚新的商标图案：两条交缠的毛线，构成一个无限符号。他说：“我注册了，类别是公益组织，专门帮想出柜的同志、拉拉做法律咨询。”阿青把纸按在胸口，像按下一颗重新跳动的纽扣。她问：“镇子那边怎么办？”小赵望向远处高楼的灯海，像望一片倒过来的非洲星空：“镇子会老，我们会走，但毛线团只要线头还在，就能织新的图案。”

夜风吹乱她的发，也吹散最后一丝顾忌。她伸手，替他理了理围巾，动作轻得像给旧毛衣补洞。没有告白，没有拥抱，只有一句极轻的“嘛，走吧”，淹没在城市的噪声里。可他们都听懂了——那是窑洞土墙上用指甲划过的字迹，经年之后，终于被风化成通往彼此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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