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婚这个词，自2008年进入中国大众视野以来，像一枚被反复摩挲的硬币，正面是“合作”，背面是“躲藏”。同志与拉拉们在秋天傍晚的咖啡馆里寥寥数语便敲定一场婚姻交易：他出户口，她出房贷，彼此在合同上按指纹，像按下静音键，把心里的海啸关进胸腔。那瞬间，他们既是对方的救生圈，也是彼此的闸门。

许多人说，形婚是一条捷径，省去了向父母出柜的辛苦。可没人提醒，这条路上布满黑影：医院签字栏、学区房付款通知、春运户口本。战时般的戒备感，从领证那天就扎根。我的一位助手小济，女，三十二岁，拉拉，在北京做UI设计。她和gay蜜去海淀民政局那天，穿了彩色围巾拍照，红底照片里两人笑得像刚摘下的苹果。可回到出租屋，她立刻把结婚证塞进抽屉，像把一枚拉环扔进深井，“咚”一声，根基似乎更稳，也更空。

形婚的“合作”听起来简洁，执行却像蛙泳——表面平静，水下扑腾。婚礼摆酒、中秋回门、春节轮值，所有程序都得按异性恋剧本走。小济说，最累的是“陪笑”：给婆婆夹菜、陪公公下象棋，脸上堆出孝顺儿媳妇的弧度，夜里回到酒店，卸妆棉擦出一层疲惫的灰。她自嘲：这是“战时伪装学”，学分修满，却没人发毕业证。

父母真的被骗了吗？未必。更多时候，他们甘愿相信那场彩色烟火，因为真相更烫手。小济的母亲在电话里反复叮嘱：“早点生，趁我身体还行，可以帮你们带。”每次挂断，她都盯着黑影里的天花板，像潜水员看头顶的冰层，知道外面有光，却游不出去。形婚的协议里，孩子条款最锋利：生，还是不生？谁生？跟谁姓？费用怎么摊？这些问题像秋天的锯齿，把感情锯得七零八落。有人选择试管，有人租子宫，有人干脆“逃单”。小济的方案是“拖”——拖到身体允许，拖到父母老去，拖到政策突变。她说，这是“软着陆”，可软垫下面仍是钉板。

形婚也在进化。早期论坛里的“合作”帖，条件写得像招工：京户、年薪30w、有房、无不良嗜好。如今，微信群更直接：不领证、不同住、不办酒，只春节互相拍照，给各自父母交差。极简到只剩一张合影，却也更脆弱——一旦有人遇到“真爱”，协议像枯叶被踩碎。去年冬天，小济的“丈夫”突然宣布要移民加拿大，对方父母催他“把媳妇带上”。那一刻，她才发现，自己连“离婚”都无处说起——他们没有共同财产，却共同背负了十年的谎言。那晚，她独自游了二千米的蛙泳，泳池的水像稀释过的眼泪，游到尽头，扶壁喘息，忽然明白：形婚不是救生艇，只是浮木，漂久了，仍会被浪打翻。

最吊诡的是，形婚竟成了某些人的“生意”。有中介打包“一条龙”：合同模板、婚纱照、孕检报告，甚至“孕期助手”——租个假肚子，拍套孕照，收费按周计算。小济曾加过一个“彩虹婚介”群，管理员每天发“今日优质嘉宾”，附带颜值打分、户籍、年薪，像深夜的菜单。她退群前，看见一条新公告：“新增付款方式：可花呗分期。”那一刻，她想起大学时读的社会学课本里的一句话：“当歧视被市场化，压迫就会长出彩色的羽毛。”

然而，故事不止黑暗。也有人把形婚过成“合作社”：一起买房、一起养老，各自带伴侣回家，父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像两棵相邻的树，根系在地下悄悄握手，地面却保持“安全距离”。小济说，她见过最温暖的形婚，是两位拉拉和两位gay组成“四口之家”，在北京顺义合租别墅，周末烧烤、遛狗、打Switch，孩子叫他们“爸爸A、爸爸B、妈妈C、妈妈D”。那栋房子外墙刷成鹅黄，像秋天最后一片固执的叶子，在风中张扬。他们给项目起名“根基计划”，誓言要在歧视的土壤里种出新的根系。

行文至此，我想说：形婚不是原罪，它只是制度裂缝里长出的野草。同志与拉拉们在缝隙中弯腰、结籽、存活，用一场“表演”换取喘息。可野草也会开花，颜色或黯淡或鲜艳，都该被看见。小济的泳池仍在营业，她依旧每周三去游蛙泳，只是不再数圈，而数呼吸。她说，等到哪天不再用“形婚”这词，她就把那条彩色围巾捐给博物馆，标签上写：“曾有人用它裹住恐惧，也裹住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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