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婚”这个词，像一架被调错焦距的照相机，咔嚓一声，把同志与拉拉的面孔拍成模糊的背景，只留下一男一女僵硬的笑脸。看客们以为那是一张圆满全家福，唯有当事者知道，相片深处有多少被嘲弄的泪。可即便如此，每年仍有数十万中国同志走进形式婚姻，像谷子被季节驱赶，不得不低头。有人愤然质问：既然痛苦，为何还要缔结这纸契约？答案并不轻盈——在“家”这个重如厅堂的语境里，单身就是原罪，不孝的重量足以压垮一切自我。

　　先说最实际的：挣钱。一线城市里，出柜意味着可能失去岗位，小地方更糟，父母会因“你让别人怎么看”而彻夜痛哭。于是，形婚成了性价比最高的盾牌：租个女友、摆场喜酒、收份子钱，用一场戏换三年太平。可盾牌背后，拉拉要面对的附加题更隐秘——女方家长往往催“外孙”，于是“配合产检”“假怀孕”层层加码，像把谷子磨成粉，再筛一遍，细到无从躲藏。同志男方看似轻松，却常被要求“买婚房”，几十万首付换来一句“谢谢配合”，随后便是漫长的表演：春节得携妻归省，清明要在庭院烧纸，照相机举起的瞬间，他得熟练地把手搭在她肩，笑得像真正的主人翁。

　　形婚的协议里通常写着“互不干涉私生活”，然而生活不是合同，它擅长把条款泡烂。有人因为“前妻”深夜醉酒来电，被现任男友发现，七年感情一夕崩盘；有人因形婚对象擅自借债，征信报告上多出百万窟窿。更重的是伦理债：当父母把全部养老积蓄投进这场假婚礼，你很难再向他们进言“其实我喜欢同性”。于是，同志与拉拉像被放逐到同一座孤岛，岛外是汹涌的“为你好”，岛内是彼此心知肚明的表演，却还要在台风夜互相取暖。

　　既然有害，为何仍说“有益”？短期看，它确实缓冲了最尖锐的冲突。一位拉拉律师告诉我，形婚三年，她帮“名义丈夫”家打赢了宅基地官司，换来对方在亲戚面前封口，让她顺利带女友移民；一位北京编剧则用形婚礼金给母亲开了小超市，母亲不再以死相逼，他才得以把真正的男友介绍给妹妹。这些灰色故事不能被浪漫化，却提醒我们：在制度性歧视未拆除前，任何“个人选择”都嵌在巨石之下，冒然抽走支点，可能先压断当事人的腿。与其居高临下地喊“立刻出柜”，不如先提供替代支撑：反歧视法、平等就业、同***财产权——只有这些钢筋立起来，形婚的茅草屋才会自然倒塌。

　　然而，真正的改变不仅靠外部立法，还需内部“说理”。过去十年，同志社群从QQ群到微博、再到短视频，一次次把“同妻”悲剧拆解给公众看：不是简单的“骗婚”，而是结构性的逼良为娼。更多拉拉也开始讲述“形婚+**”的完整利益链，指出它如何同时剥削女性与同志。当说理的声音汇聚，照相机镜头开始调焦，社会终于看见：被嘲弄的从来不是“同性恋”，而是把所有人逼进僵局的陈旧婚制。此刻，形婚从“私**宜”还原为“公共议题”，政策制定者再无法假装那只是一场民间闹剧。

　　有人担心：过度批判形婚，会不会让仍在戏中的人身中第二箭？答案恰在于“主人翁”意识的唤醒。当社群能够提供法律援助、心理支持、甚至出柜范本，当事人便不再是被动谷子，而可以协商条件、设定底线、随时退出。广州一对拉拉男同志组合，把形婚协议写成四十页PDF，从年夜饭谁买单到“离婚”时如何分份子钱，条条分明；更关键的是，他们提前向双方父母出柜：婚姻只是战略合作，不涉感情。这份“透明形婚”运行五年后和平解散，两对父母虽遗憾却未崩溃——示范效应让同城社群看到，原来“孝”与“真”可以重新谈判。

　　然而，谈判不等于终点。只要同***仍无法登记，只要单位仍要求“配偶签字”，形婚就有市场。真正的止疼片，是把“家”的定义从异性婚姻扩展成“自主选择的核心生活单元”。到那时，同志不必再借拉拉掩饰，拉拉也不必借同志挡风，他们可以像任何两个陌生人一样，无关性别，仅以意愿缔结契约：合租、共养、签字手术同意书，甚至只是并肩在庭院晒太阳。那时，形婚这株畸形的谷子将因失去土壤而自然枯萎，人们回首今天，会恍如隔世：原来为了活下去，我们竟曾如此奋力地表演。

　　所以，请停止轻飘飘的指责，也停止浪漫的想象。我们仍在孤岛上奔走，但已学会用照相机对准自己，记录每一次潮汐的涨落；我们仍在说理，仍被嘲弄，却不再把愤然投向彼此。真正的家，不是那座虚假厅堂，而是我们亲手铺设、可以容身也可以离开的土地。当土地足够辽阔，谷子终将回到田地，在风里自然摇曳，无需再被磨成掩饰的苦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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