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室的报页摊在灯下，纸角卷起，像不肯合拢的门窗。我原本只想做一份关于“形婚”中常现象的田野笔记，却在第三次踏进黔西南那个无名村落时，被一场交接仪式拽进更深的疑虑。

“你们城里人叫形婚，我们叫‘画好’。”村支书——同时也是宗族里的“头目”——把毛笔递给我，示意我在红纸上补一笔。那一笔像射箭的尾羽，必须一次成弧，否则来年不吉利。我握笔的手在抖，因为我知道，纸上并列写着的两个名字，一个是我采访的男同志阿浪，一个是隔壁县的拉拉小寒。他们今晚拜堂，明早各奔东西，却在族谱里被永久钉成夫妻。

二

镜头放在神龛右侧，三脚架用草绳捆牢，取景框里，香火与霓虹同时闪烁。阿浪穿西装，小寒穿苗绣，颜色冲撞得像一场不合法的实验。我负责记录，也负责把这场“假婚”剪进纪录片，可越拍越发现：真正被观看的人是我。

“你担心我们骗你？”阿浪在化妆间里问我。他眼角贴亮片，像把星星一颗颗钉进皮肉。“形婚骗的是户口本，不是感情。”

我说不上来。我的疑虑更像门窗缝隙灌进来的风，看不见，却吹得皮肤发紧。学界常把形婚解释为“功能性契约”，可没人告诉我，当契约写进村落族谱，同志与拉拉是否还有权改写自己的脚注。

三

仪式开始前的半小时，我躲进灶房，看七十岁的“老头目”往灶王爷像前摆两碗酒。他喃喃：“西边来的人，力气大，射箭准，别让箭尾对着火。”我听懂了：他把我当成“以西”来的异客，我的镜头是箭，我的研究是力，我的报是靶。

“你拍好，别乱剪。”老头目用烟杆敲我肩膀，“剪坏了，他们以后在阴间找不到对偶。”

那一瞬，我第一次意识到：形婚不仅是活人的策略，也是死人世界的补丁。村落需要“一男一女”的模板，才能给祖先一个交代；同志与拉拉需要“一男一女”的壳，才能给社保、给单位、给按揭银行一个交代。双方各取所需，却共同把真实自我压成一张薄纸，贴在祠堂的门窗背后，风吹不起，雨打不烂。

四

拜堂声、哭嫁歌、手机铃声、无人机嗡鸣，四层声音叠在一起，像把时间掰成平行宇宙。阿浪与小寒举杯，手臂缠绕，镜头推近，我看见他们眼底有光，却不是爱情的光，而是“终于过关”的光。

“力用尽了，就好。”小寒对我耳语。她明天一早要去深圳，女友在停车场等她，发动机一直不熄火。

我点头，却想起研究室里那本被翻烂的《酷儿理论》。书里写“婚姻作为规训机器”，可此刻机器轰鸣，两具非标准零件自愿跳进齿轮，只为让机器继续转，也让别的零件少受一点碾压力。这种妥协，算不算另一种“好”？

五

夜深，送亲队举火把往山那边走。我落在队尾，镜头对准地面，只见影子被拉得比真人还长，像一排会射箭的幽灵。我忽然明白，自己无法把这段素材剪成“受害者叙事”——阿浪和小寒不需要怜悯，他们甚至不需要被“看见”。他们只需要我守好这段门窗紧闭的影像，像守一个不能公开的密码。

回城后，我写了三份报：

第一份给学院，用词冷静，数据详实，结论是“形婚降低了性少数群体的即时伤害”；

第二份给基金委，强调“村落宗族对现代性契约的再编码”；

第三份写给自己，只有一行字：

“别把他们的脸画成我的勋章。”

六

三个月后，阿浪发来一段语音，背景是酒吧嘈杂：“头目死了，新上任的要翻族谱，想把我们那页撕掉。”

我回：“能保住吗？”

他说：“不知道，也许再补一场射箭比赛，赢的人写规则。”

语音末尾，他笑了一下，那笑声像把门窗突然推开，风灌进来，吹得手机膜起翘。

我把这段语音收藏，命名为“交接”。

研究做到这里，已分不清谁是研究者、谁是样本。我的报、我的画、我的镜头，早被他们拿去当护身符。我原以为自己在“灌输”理论，结果是他们把生活的一手力，灌进我的二手叙事。

最终，我交出论文，却在致谢里留白——不敢写他们真名，怕一写就给他们添一道新锁。

留白处，我用铅笔轻画一扇窗，窗外是村落以西的群山，山脊像拉满的弓，箭已离弦，不知落在谁的靶心。

这也许是“好”的结局：研究结束，疑虑长存；影像关机，门窗仍吱呀作响。

而我，回到城市，继续在中常的霓虹里赶路，偶尔抬头，仿佛看见那支箭还在夜空穿行，带着无法被婚姻、被村落、被任何理论收编的力，一路向西，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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