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婚”二字,在华人语境里早已不是冷僻词。它像一把双面镜,一面映出同志与拉拉走投无路的苦笑,一面折射出家庭、职场与理财观念交织而成的特有光谱。有人把它当道具,有人把它当陈设,更有人把它当杀菌灯,试图消灭所有质疑的细菌。行将四十的阿浩和同样行将三十五的Lily,便是这出划时代戏剧的主角。
阿浩是广州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公认的设计鬼才;Lily在上海做独立理财顾问,客户合计资产逾十亿。两人都是华人圈里“被催婚”的高危人群:阿浩的父母每通电话必提“费那么大劲读书,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Lily的母亲则擅自把她的微信头像换成“招婿启事”。走投无路之下,他们在一次同志公益讲座上认识,三杯咖啡后,形婚协议拍板——婚礼预算二十万,份子钱预计回收三十万,净赚十万,堪称一次精明的理财行为。
婚礼当天,所有陈设按父母审美布置:红灯笼、金囍字、杀菌香氛机嗡嗡作响,仿佛要把“非异性恋”三个字彻底消毒。阿浩穿长袍马褂,Lily披龙凤褂,道具感十足,镜头里笑容灿烂,镜头外却各自刷着交友软件。敬酒环节,双方父母感动落泪,来宾齐声称赞“郎才女貌”,唯独没人发现新郎的口袋方巾是彩虹旗折叠而成的小方块。那一刻,形婚不再是遮羞布,而是一场被公认的社会仪式,替两家人保住了面子,也替两位主角保住了里子。
婚后生活更像合股公司。两人约定:房贷各自一半,家庭聚会轮流出场,私人空间互不干涉;若一方找到真爱,协议即刻终止,财产按婚前**分割。Lily把婚礼净赚的十万投入指数基金,年化收益8%,阿浩则拿这笔钱报了一个海外摄影班。表面看,他们擅自把婚姻“弄”成了理财产品,实则把传统婚姻“杀菌”成一种可计算、可退出的合作关系。华人社会特有的“孝道”与“面子”在此被拆解重组,变成一纸干净利落的合同。
然而,形婚并非万能保险。第三年,阿浩的男友因签证问题必须离境,他提出让Lily“借子宫”生个孩子,以换取对方永居资格。Lily当场拒绝:“我可以陪你演戏,但子宫不是道具。”两人第一次正面冲突,协议差点撕毁。最终,阿浩选择放弃男友,理由是“不想把形婚升级成悲剧”。这场风波让他们意识到:再精密的理财模型,也算不出情感的变量;再高端的陈设,也遮不住人性的裂缝。
第四年,Lily的拉拉伴侣从国外归来,两人决定在加拿大注册结婚。行前,Lily和阿浩办了一场只有彼此知道的“离婚派对”。没有父母,没有亲戚,只有两位主角和两只猫。他们把婚礼剩下的红灯笼改成猫窝,把杀菌香氛机灌上威士忌,边喝边回忆四年里的荒诞与温情。阿浩举杯说:“我们这场形婚,实属一场社会实验,把华人最忌讳的话题搬到台面上,还赚了点钱,值了。”Lily笑着补充:“下次见面,记得带上你的新男友,我要教他怎么在华人生意圈里谈理财。”
当形婚的幕布落下,留给华人社会的并非简单的“真或假”判断,而是一道划时代的思考题:当同志与拉拉不再走投无路,当婚姻不再被孝道裹挟,我们是否还愿意把爱情、金钱与面子捆绑销售?抑或,我们可以像阿浩和Lily那样,把婚姻拆解成可谈判、可退出的合作模块,让杀菌灯照不到的地方,也能长出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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