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22岁的重庆人王宏勇是四川内江县某公社生产队上的一名电影放映员。在中国“又红又专”的文革时代，王和众多下乡知青一样，将青春挥洒在这片沉睡的土地上。机遇在1977年冬天某个黎明苏醒，王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幸运之神从没离开过这个英俊的小伙子。

　　同一时期，在四川蒲江县插队的知青李刚也随着返城的人流回到成都当上一名工厂技术员。四年后，四川外国语大学毕业的王被分配到成都一家中学当上了英语教师，命运第一次将这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安排到了同一座城市。

　　刚参加工作的两个人已到“男大当婚”的而立之年，但他们对婚姻的拖沓让人感到奇怪，甚至他们自己也为无法对异性产生兴趣感到困惑。“在结婚这件事上，单位同事和亲戚朋友比我自己还急。每次和女孩子见面，能推的尽量推，推不掉的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应付。那种苦闷和迷茫无处诉说。” 人们实在找不出王不找对象的理由。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的漂亮女孩子据说主动追求过王，不论从外貌、学识还是地位，在众人眼里他们是般配的一对。对于王的拒绝，一些风言风语认为，这位熟练使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名牌大学生自命清高。

　　1982年，一本香港版的《同志25问》传到了王的手中，那是当时国内唯一能看到的有关同志的书。同志在这本书中的解释是天生的，这让王对自己的同志身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同志，他想用结婚这种办法来纠正自己的性指向，但是婚后发现根本改变不了对女人的厌恶。他妻子从他那儿得不到丈夫的恩爱就红杏出墙，最后酿成悲剧。同志者和异性结婚是一种极为不人道的行为，是对无辜者的犯罪。” 发生在自己同类身上的不幸坚定了王不结婚的想法，尽管婚姻的压力对于这个时年29岁的男人来说日盛一日，但王的坚持使他等到了命运改变的这一天。

　　一个时代的两个影子

　　1985年底，同年同月生的王、李在成都工人文化宫公园邂逅，在这个秘密的同志基地里，两人心照不宣的眼神和企盼足以让他们为找到知音兴奋不已。“我们最怕逢年过节。妻子、孩子，那是别人的热闹。没有人能理解我们内心深处的孤独。”相似的生活背景和情感取向，加强了这对同志者选择对方作为自己生活伴侣的信心。

　　在找到李之前，王还认识一名在**机关工作的同志者，但此人认为王找同***共同生活是中了西方的流毒太深，他认为在中国两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是痴人说梦。道不同谋的两人很快分手。“我选择爱人首先考虑对方是否愿意和我生活一辈子。之所以能和李走到一起来，就是因为他和我有同样的生活方向和坚强毅力。”二十年后王在街上偶遇被他拒绝的那个男人时，得知他已和老婆离婚多年，领着十几岁的儿子孤独地生活着。过早谢顶的他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这让王更相信自已对未来选择的正确性。

　　交往三个月后，王、李决定组建共同的家，他们把“结婚”的日子定在第二年3月10日--一个传统的吉祥日子。但是在这之前，怎么面对父母家人是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没有自己的房子，也不可能住到他单位。只能和我家人住在一起，这样就不得不向他们摊牌。”李回忆当时情景说。

　　“再者，我不愿让我们的关系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的感觉。虽然我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在公共场所有很亲昵的表现，但是在家里，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空间。”两人在如何向家人说明要和一个男人结婚的这件事上颇费脑筋。李的两个兄弟均育有一个女孩，所以父母就把传承香火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兄弟中排行第二的儿子身上。由于王和家人不在同一座城市，可以想见，当时李面临的家庭压力尤甚于他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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