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性仅仅是好奇吗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中欣的《同志研究》公选课自今年9月8日开课以来，每节课都爆满。9月22日晚，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燕宁开设的《同志健康社会科学》的第一堂课，同样座无虚席。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同志这一领域时，眼神中所蕴涵的意味是否一样？同志课程的火爆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

　　学生听课仅仅是因为好奇吗？

“如果仅仅是因为好奇，学生来过几次后就会不来了。”高燕宁教授笑道，“学生对一门课感兴趣，更多的是觉得这门课有价值”？

据了解，在2005年的《同志健康社会科学》的第一堂课上，至少有2／3的学生以前就来听过课。

传统教育中，“性社会学”、“社会性别”、“性健康”、“女权主义”这些课程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了同志的内容，单开同志课程复旦尚属首例。但弥补知识面的不足并不是学生来听课的唯一因素。

高燕宁教授表示，“中国的传统教育缺少灵魂”，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时期注重的是技术，丢掉了很多人文的东西。社会很冷漠，人与人之间缺少感情。

媒体曾经报道过，一家医院的医生得知患者是艾滋病人后，竟让把病人留在手术台上，全跑了；由于害怕其他病人知道医院接收了艾滋病患者而不来看病，一些医生将艾滋病患者拒之门外……

高燕宁教授说：“学医的人都应该学过医学伦理学，但依然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就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试图将一种人文精神通过这门课，传递给学生，挑战他们固有的思维，教会他们用更多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用更宽容的心态来面对世界。”

至今，让高燕宁教授记忆犹新的是一封本科生的来信，信中说，他在课堂上学到最多的是宽容、谅解与正视生活。

异性恋会被诱导成同志吗？

当同志相关课程的开设引起社会轰动后，一部分家长公开表示反对，原因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接触这些知识后会改变性取向，成为同志者。

公开了同志身份的周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解释说，过去绝对强势的异性恋没有使少数同志的性取向发生变化，反过来又怎么可能呢？

对于同志形成的理论，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本质论，认为同志的形成是先天的；另一种是建构论，认为同志的形成是后天的－－就像把一个女生从小当男孩子养，就容易使这个女生偏向男性化，从而喜欢女性。

高燕宁教授表示，如果建构论成立的话，我们只要把女孩子当女孩子养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同志也就不存在了。而且，国际公认的同志人数一直保持在总人口的2％至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同志的稳定性。

也有人将同志与变性人相提并论。高燕宁教授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志者是认同自己的社会性别的，只是在性取向上与平常人不一样。变性人不认同自己的社会性别，不是因为性取向的问题才去变性。

　　同志现在可以“出柜”了吗？

我国现有3000万同志者，但敢于真正公开身份的可谓凤毛麟角。

同志者被称为“藏在柜子里的人”，因为他们有双重身份。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是一种身份，在外面的世界里，他们又是另一种身份。通常他们都需要用第二种身份来掩盖自己的第一种身份。

在国内，同志者中有80％至90％正准备或已经与异性结婚。而在西方，这个数字只有10％。老一代的同志者通常会有内疚感，新一代的同志者积极追求自由和幸福，但绝大部分还处于努力阶段。

高燕宁教授说，同志者真正的压力不是来自于社会，反倒是亲情的压力让他们不敢面对。

孙中欣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多数主动公开身份的同志者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公布身份是他们理性衡量的结果。这些公开身份的同志不会因此失去什么，他们的社会阶层较高，环境对他们也相对比较宽容。

高燕宁教授认为，能够承受家庭压力公开身份的，必然是在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比如独生子女，家庭如果不能接受他们的性取向就意味着失去他们，因此很多家长抱着“与其失去孩子还不如接受他们”的心态来对待。“这是一个进步，说明社会已经开始用一种缓和的方式来处理。但对于大多数同志者来说，我们仍然不主张轻易‘出柜’。”

同志群体需要宽容的社会环境

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版，正式从医学的角度上对同志撕掉了“病态”的标签。

高燕宁教授感慨道，如果社会能够变得更和谐，人们能够变得更宽容，那么大家都能生活得更好。同志者要自己认识自己，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孙中欣副教授表示，性身份只是很多身份中的一种，同志者只要把其他身份处理好，就可以坦然面对。

复旦已有的“知和社”就是以同志和女权主义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学生社团。社团的主体人群也是同志者。他们的身份和活动都得到了大部分复旦人的肯定。这应该是社会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们不指望通过一门课程来改变世界，但至少可以让外界慢慢了解这部分群体。”高燕宁教授说，伦敦、纽约、亚特兰大都在报道中国大陆高校开设了同志课程，美国领事馆也派官员前来询问。“这说明大家都在关注，国内也一样。文化的多元化，会逐渐改变我们的观念。”

关注太少，他们会觉得被冷落、受歧视；关注太多，他们又会觉得烦－－这是特定人群的正常敏感心理。在日益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抛弃道德批判的视角，重新看待这个群体，给他们更为宽松的环境。用高燕宁教授的话来说，“这也是少数人的正常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