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小健（化名）的第十次相亲，过程不是很顺利。几分钟内，他就被对方拒绝了：因为他长得太矮了。小健还没开始寻找自己的幸福，他是一个男同志，他唯一希望的是能有一场“形式”的婚姻，而不是由父母选定做主的因缘。

在中国，同志开始逐步被官方和社会所接纳，然而世俗对同志的偏见还是根深蒂固，特别是在这个家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社会中。父母往往强迫子女接受长辈为他们安排的婚姻。中国的父母通常扮演了子女人生重要时刻的决策者，比如擅自帮子女决定婚姻大事，或者规划了他们以后的生活路线。

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同志的研究。据他估算，中国15-60周岁之间的同志数量高达3000千万。这其中有80-90%的人最后选择结合在一起。

现在很多同志人群，不管男女，都在尝试形式婚姻――假结婚：男女之间两方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堵上唠唠叨叨的父母和亲戚。他们通过朋友圈子或者互联网认识，结婚之后，两人也不用生活在一起，实际上他们有各自的伴侣，只不过在父母面前，还是要维持正常的夫妻形象。

父母的施压

对小健来说，这似乎是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他已经28岁了，算是大龄未婚青年。

小健大吐苦水：“爸妈让我结婚，所以我只有硬着头皮相亲。我不能让他们心烦。就算我也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也不能挑战他们的权威。”

他的性取向问题引发了家庭的多年争吵和反对。小健的阿姨是北京一家有名医院的外科大夫，一度因为小健的性取向而把他弄到了精神病院检查，看他是否精神有点不正常。

春节的一天，小健甚至用头撞墙的方式来抗议父母的结婚要求。激烈的反抗为他换取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但随后父母又开始对他单身生活指手画脚。“我想，爸妈可能到过世的那一天，都不会接受他们的儿子是一个同志的事实。”

小健的家乡在北京郊外，家里的亲戚邻居都躲在一旁打量他。单身太久之后，一些关于他精神和生理问题的谣言就开始在这里流传，接着就是同样的质问。

很多年轻人在经济上依赖于父母，这也成了他们管教孩子的方法之一。北京平均工资是3700元，这个收入远远赶不上城市飞涨的生活消费。

凌宇（化名）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是一个ngo组织的项目组成员，尽管他帮助很多同志维护自身权益，但他承认，自己还是走到了假结婚这一步。凌宇每个月收入3000元，他认为如果没有工作，只有回家去吃父母住父母的，所以想挑战父母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

形式结婚――看上去很美

乍看之下，假结婚（形式婚姻）是在寻找个人自由和安抚父母之间最好的平衡点。

可是，就如同小健看到的那样，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不是那么容易。这种婚姻，两人么有一点感情上的火花，更别说恋爱了，找到符合要求的人真的很难。对于顽固的人来讲，约会变成一系列的商务会晤了。

男同志人群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弱势地位，无力讨价还价。因为中国的男人是对家庭负责，所以在婚姻和子女问题上，男性面临的困难更多。女方则是一个买方市场，开出的条件都比较高。男同志在四处寻找假伴侣的时候，才知道合适的女性是多么的少。

即是假结婚的两人不会生活在一起，女方还是要求“同志”丈夫有一个体面稳定的工作、足够的存款和一套房子――最后这个条件可能让很多年轻人抓狂。

更好的办法，有吗？

据张北川教授估计，中国目前有1600万同妻――就是同志妻子的意思。这些女性结婚时，没有意识到丈夫的真实性取向。在张教授20多年的研究中，他看到过很多同妻悲剧的人生：她们对自己丈夫异常行为的羞耻，在长时间的无爱婚姻中默默承受压力。最可怕的是，同妻婚姻中的男性将其妻子暴露在了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的危险之下。

很多反对形式婚姻的人认为，男同志应该要努力转变中国传统观念中关于同志的陈见。“形式婚姻是一种妥协，更是一种退避。”aqiang是广东一位著名同志活动家。“假如每个男同志连和家人沟通、诉说真相的勇气都没有，我们怎么能期望社会能改变对他们的态度？”

越来越多的人在为同志的合法权益做着努力。李银河是中国著名的性学家、社会学家，她向**提交过让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提案。很多同志群体也力争能通过禁止歧视同志的法规。很多ngo组织在向男同志人群人群宣传艾滋病预防，网上论坛也为这些男同志提供了一个交流的空间。

男同志人群权益如果一步步好起来，当公众和他们的父母更能理解这个群体时，来自婚姻的压力自然而然的减少了。

不过到现在，小健都没有找到其他的办法，他只有在相亲的道路上继续下去。

他感叹道：“假结婚是一个谎言，但我会用自己一辈子的时间来实现这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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