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专员最近很头疼。作为某省“同志权益保障试点”项目的负责人，他本想借着政策东风做点实事，却没想到第一桩案子就撞上了“形婚”这个烫手山芋。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试点项目落地后，校方接到匿名举报，称某高校辅导员林晓与校外人士陈默存在“形婚”嫌疑。林晓是学校公认的才女，留美归来的心理学博士，而陈默则是本地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中层。两人表面上是夫妻，实际却各过各的——林晓的“男朋友”是同校女教师苏晴，而陈默的秘密则藏在他深夜接听的跨国电话里。

“蒋专员，这事儿可不能姑息！”举报人自称是林晓的“伯母”，在电话里声泪俱下，“她一个女娃娃，跟男人结婚却天天不着家，晚间还总跟另一个女人混在一起，这不是败坏门风吗？学校要是不管，我就告到皇帝那儿去！”

蒋专员哭笑不得。都什么年代了，还提“皇帝”？但他知道，这案子若处理不好，不仅试点项目要黄，连校方的声誉都得搭进去。他决定亲自走访。

林晓的公寓在城南高档小区，进门时，蒋专员被满墙的心理学书籍晃了眼。客厅里，林晓、苏晴和陈默正围坐喝茶，气氛倒像是老友聚会。

“蒋专员，您来得正好。”林晓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我们正想找您聊聊。”

原来，三人早有默契。林晓和苏晴是多年恋人，但苏晴的父母以断绝关系相逼，要求她必须结婚。陈默则是同志，家中独子，父母催婚催得紧。一次偶然的学术交流会上，三人一拍即合，决定用“形婚”应付双方家庭。

“我们签了协议，互不干涉私生活，但会共同承担家庭责任。”陈默掏出手机，展示了一份长达二十页的电子合同，条款细致到连“每周共同回父母家吃饭的次数”都写得清清楚楚。

蒋专员翻着合同，眉头越皱越紧。从法律角度，形婚虽不违法，却游走在道德边缘，更别提林晓和苏晴的同志身份，在当时仍是敏感话题。但另一方面，三人并未违反任何“法纪”，甚至在社区里口碑极佳——林晓常组织公益讲座，陈默的企业年年纳税大户，苏晴更是学生眼中的“知心姐姐”。

“蒋专员，您知道吗？我们这么做，其实是为了‘立功’。”林晓突然开口，语气带着几分苦涩，“试点项目需要案例，我们愿意当这个‘试点’。形婚不是长久之计，但我们想证明，同志群体也能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家庭矛盾，而不是被逼到绝路。”

蒋专员沉默了。他想起项目启动时的誓言：探索同志权益保障的新路径。如今，机会就在眼前，却裹着荆棘。

当晚，蒋专员彻夜未眠。他翻阅了大量中外资料，发现形婚在欧美国家早已不是新鲜事，甚至有专门的服务机构。而在国内，虽然法律未明确禁止，但社会接受度极低。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三个人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整个社会的认知高度。

第二天，蒋专员约见了校方领导。经过激烈讨论，校方最终决定：不公开处理此事，但要求林晓、陈默和苏晴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影响工作，并定期接受心理辅导。同时，蒋专员将此案整理成报告，上报省里，建议将“形婚”纳入试点项目的调研范畴。

三个月后，试点项目迎来阶段性总结。蒋专员在报告中写道：“形婚或许不是最优解，但它折射出同志群体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与智慧。我们的目标，不是审判，而是理解；不是禁止，而是引导。”

报告结尾，他引用了林晓的一句话：“真正的平等，不是让我们消失在黑暗里，而是让我们能站在阳光下，坦然说‘我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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