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人决定去结婚

认识小陆两个半月后，我决定和她结婚。

那时候我26岁，小陆36岁，我们借交友软件认识，然后火速地开始半同居。夏天的高温裹挟着我，我觉得自己在爱情的狂喜里汗津津地不停跳舞，一直在出汗，有时候出眼泪。

八月初的纽约，我们在热烘烘的太阳下眯着眼睛，等公交车来。上车后，小陆坐在我右边。空调隔绝了窗外的热气，我拿出薄毛衣穿上。

我说：“要不然还是尽快结婚吧。”

小陆眼睛一下就红了，好像有些不敢相信。“怎么突然就决定了？”她问。

“你觉得我会让你没有身份吗。”我说。

小陆的工作签证即将在九月到期，而她的公司似乎并没准备给她申请签证延期。我早些年通过家人拿了绿卡，和我结婚，就能保证她在美国有合法地位。

我们在公交车上说定了结婚。我们牵着手，阳光照得我能清楚看见她脸上的毛孔。

第一次说起“结婚”时，我和小陆认识刚满十天。五月底，全美迎来亡兵纪念日（Memorial Day）和三天长周末，我们正在纽约市北边的Beacon小镇游玩。在租住的小木屋里，她声音有些哽咽地对我说：“我觉得你并不想settle down.”

我大概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前一天晚上，我带小陆见了我的大学好友，交谈之间，我没有承认小陆是我的女朋友。我们才刚认识，还在相互了解的阶段，更何况，她也没有说过要我做她的女朋友呀。

“为什么你觉得我不想settle down?”我问。

没想到这一问，让她抛出重磅炸弹：“那你敢结婚吗？”小陆的眼底微微涨红，像受了极大的委屈。

之后的日子里，我多次拿这件事打趣她：“你都没说过你喜欢我，也没让我当你女朋友，认识十天就要逼婚！”

她有些窘迫地憨笑着：“就是喜欢你嘛。”

二

据小陆说，她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喜欢我了。那天，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家日料店门前，我一边看手机一边等待她。不一会，一个穿着黑绒西装外套，一头短发打理的层次分明，眉眼柔和的人走到了我面前。我抬起头，正对上她带着笑的眸子。她笑起来时，柔和的小脸露出孩童般的天真，与她的职业打扮并不相容的天真。后来，我才察觉到小陆在别人面前是不太笑的。当我的目光落在她脸上时，她往往露出天真还带点憨实的笑，似乎在向我泄漏什么快乐的小秘密。

初次见面，小陆很直接：“你比照片上美多了，拍照的人是恨你吗。”

我不就是长照片上那个样子吗？反倒是她，真人可爱太多了。

我们进了日料店聊天喝酒，小陆棕色的眸子里有种光亮，牵引着我的一举一动。她长久地、不带攻击性地注视着我，在她的目光里，我觉得自己说出的每句话都充满感染力。我拨了拨头发，在她带着笑意的凝视下忍不住沾沾自喜。

我们一直待到日料店快要打烊。“出去走走吧。”小陆说。五月的晚风微微发热，我们在终于安静下来的街区沉默地走着。她之后回忆，当时太害羞了，都不敢牵我的手。从日料店到小陆家，只有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我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信心。我越来越确信，和身边这个拥有柔和笑容的人一起，不管走去哪都可以。

那天晚上，我留在了她的住处。

遇见小陆之后的日子，我总是坐地铁往返于她家和我租的房子。我心情高昂地奔赴在见她的路上，觉得自己既是风，又是风中翻飞的风筝。世间万物都让我感到满意，满意得像是我亲手创造的。不，比那还要好——是我和小陆创造的世界覆盖了原先的地表，而其他一切的人都浑然不知。我们手牵着手走在人潮涌动的街头，共享着创世的奥秘，爱人的指尖传递的，是人世间的温度。

和两个好友聚餐时，我对她们说起小陆：“When you're in love...”

突然之间，我说不下去了，反复在心里掂量着这两个词：in love, in love......I'm in love.

我创造的天地顷然间消失了，原来我不是造物主，我只是，恋爱了。

三

没有习俗规定两个女人结婚应该穿什么，裙子或者裤子，西装还是吊带，全凭自由发挥。一决定结婚，我开始在网上物色衣服。

我们去过曼哈顿上东区的一个婚纱店，架子上的纱裙们又重又长，店员是一位中年女人，我从她泛着红色晒斑的脸上读出点不耐烦。我们没有预约，无法试婚纱。我放弃了实体店，两个亚裔女人的婚礼，又没有很多预算，何必去婚纱店，花大价钱并接受店员的窥探呢？

我和小陆都是比较随性的人，甚至连各自的爸妈都不打算通知，就像我们也没有对亲人们说过：我是同性恋，我喜欢女生。瞒着家里人结婚，直接避免了可预见的纷争。懦弱也好，自私也罢，要结婚的人是没有时间自我谴责的。

我雷厉风行地订了婚纱、西装外套、各式连体裤，寄到了再试，不满意又退，总算为我和小陆选好了结婚礼服。八月底，我们搬到新租的一居室小家，两人的东西把房子撑得满满当当，暖黄的灯光下，家里一切都看着恰到好处。

可是我不好了，我太恐惧结婚了。

那会我不用上班，每天小陆去工作以后，我就在家整理搬家的纸箱。整理总让我获得一种对环境的掌控感，当我把箱子一个个拆掉，把衣服和杂物一件件在柜子里摆好，我感到短暂的满足和踏实。

突如其来的情绪像飓风一样腾地一下掀翻了我。我究竟是不是小陆的挚爱？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感情破裂怎么办？以及，更要命的那个问题：和她的前任们相比，我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保证我们爱得长久，不以分手收场？

找不到答案，这些难题压迫着我。我在家里哭，走到公园里哭，边买奶茶边哭，晚上躺在小陆边上哭。小陆晚上睡不好，白天一边工作一边担心我，她的脸明显苍白了。我在情绪的狂风暴雨里反复折磨着自己和小陆，终于在九月中旬撑不住了，向忧虑和动摇投了降。

“还是先不要结婚了。”我坐在沙发上对她说，用苦笑掩饰着自己的难堪。

“好。”小陆表现的很平静。

四

当小陆在小木屋里向我抛出“结婚炸弹”，在她充满委屈的注视中，我说了一句折中的话。我告诉小陆，三十岁以前，我不考虑结婚。

少年时代，我目睹过婚姻是如何绑架着两个互相嫌恶的长辈，他们长期地妥协、容忍，后来还是撕破了脸走到终局。慢慢地，我断了在婚姻中寻找归属感的念想。既然婚姻存在的主要目的是抚养后代，正好，我也不想要后代。

初二的我曾窝在床边，向母亲倾泻了我对生理性别的不满。“女人要来月经，还要生孩子，我不喜欢当女人。”母亲一脸担忧地望着我，我认命似的接着说：“但是这辈子我就是女人，就好好当女人吧。”母亲的神色瞬间松弛下来，“对呀，当女人挺好的。”她说。

如果少年时的我曾对当“女人”有什么抵触情绪的话，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质疑过自己是个女人。多年过去了，我忍不住想，尽管“女人”这个认同给我带来了强大的归属感和绵长的连结，但有没有可能，这种认同也是一种自我禁锢？

大三的暑假，为了确认自己的性取向，我跑到理发店，把上野树里在《最后的朋友》里的剧照拿给发型师，希望把自己彻底改造，好成为一个肉眼可见的女同性恋。剪了头发后，街上看我的女孩子确实多了些。可是，不知道是身材还是样貌的问题，我怎么都无法变成树里或者《重庆森林》里的阿菲那样雌雄同体的酷女孩。

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抓牢了自己作为同性恋的身份。作为一个性少数，如果我选择步入同性婚姻，在寻求法律保护的同时，也是在向并不完美的婚姻制度投诚。在众多标签和身份之中，我经常摇摆，总是迟疑，担心它们会伙同婚姻制度，对我进行不公平的瓜分——女人、同性恋、妻子，这些名词的集合就是我吗？

可在盛夏的火热空气和令人发昏的荷尔蒙作用下，我更新了自己的计划：我将在合适的时机向爸妈出柜，然后在我和小陆认识的第二年，一起回国拜访对方的父母。我们会名正言顺地把对方介绍给亲人们，不管他们点不点头，我们都要结婚。

因为我遇到了“那个人”。我要尽情享受开明的制度，像所有对自身特权毫不在意的异性恋那样，想结婚就结婚。

当小陆的签证遇到问题后，我英勇地决定，现在就结婚。 然而，我成了自己结婚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说定结婚以后，我的言行却变得越来越古怪。我们在餐厅吃饭时，我在手机上翻出纽约时报的文章《结婚前必须要问的13个问题》，一题一题地仔细考察小陆。我反复询问她和从前的约会对象们相处的细节，不自觉地把自己与她们从里到外地比较。我毫不讲理地质问小陆，如果她曾经爱上过别人，又怎么能确定她会一直爱我，永不变心呢？

某一刻，我迟钝而痛苦地意识到，那位“命中注定的恋人”压根不存在。每一次爱情的发生，除了主动的人为选择，更是被动的机缘巧合。如果我没有认识小陆，我们大有可能会和其他人相遇，然后恋爱。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结婚呢？婚后又爱上别人怎么办？时间长了，我们会不会对彼此的身体失去兴趣？浑沌的苦水在我心里倒来倒去，日日夜夜沉甸甸的。

与此同时，小陆三番两次地听到我提起了“开放关系”，这个话题也让她感到不安。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相处得好好的，正在积极准备结婚，我却偏偏要和爱情的排他性对抗，折磨彼此的感情。

我寻思着，开放关系或许是当代婚姻的解药。我告诉自己：必须放弃通过爱情和婚姻来印证自身的独特性，那是假的；也得从电影电视上宣传的“一生一代一双人”里清醒过来，都是幻象。我们对坚贞爱情和一生一世陪伴的追求，完全是受了文化和社会的哄骗——在美国，将近半数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婚姻这个正在塌陷的大厦，又怎么可能稳固得了两个女人的爱情？

五

在我说出“先不要结婚”以后，小陆藏不住自己的失望，声音暗哑地说：“起码你让我体会到了要结婚的快乐。”她的话苦涩、带着哭腔，我想起衣柜里已经请裁缝改好的婚纱和礼服，心里突然酸胀起来。

那个时候，小陆又在想什么呢？每天早上，她顶着苍白的脸去上班，时不时还趁着午休的间隙回家里看我。有一次，她从餐厅打包了小椒牛肉丝、酸辣汤，趁热拎回家，看着我吃完，再拖着疲劳的身体回公司。她总是担心我一个人不好好吃饭。

“我们不用结婚，但可以住在一起。“她说。“我不想要开放关系。”她还说。

我在家里哭的时候，小陆也躲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哭。她流着眼泪在微信上给我打字：“哪怕我自己不能接受，如果你需要，我也可以让你去尝试，我会在原地等你。”

卧室的窗外有脚手架在施工，我们关着窗户，整夜整夜地吹着风扇。哪怕白天互相传了几十个包含“爱你”的信息，也比不上黑暗里全裸着的一次拥抱。小陆静静地趴在我身上，我抱住她的背，独处时的那些想法，在抱着她的时刻，显得多么愚蠢可笑。

我根本不想要什么开放关系，我只想抱着她。

九月末的一个周二晚上，我又一次说出了让她痛苦的话，小陆无比虚弱地说：“你走吧。不要再管我了。”她闭着眼睛不看我，身体瘫在沙发里，好似被抽干了所有心力。

突然间，我像是从她的虚弱中汲取了能量，生出了坚定的信念：我们必须在一起。

“明天就结婚。”我说。

第二天中午，当我和小陆来到纽约市政厅时，因为前一晚的哭泣，她的眼睛正肿的厉害。

当天，我们拿到了结婚许可证。根据纽约州的规定，需要请牧师在六十天内为我们举行婚礼，然后才能领到具有法律效益的结婚证。

六

几周前，小陆就把万年历研究了个透，九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据说是黄道吉日。婚礼定在中央公园的Gapstow Bridge举行，算是个小景点，离我们家步行只要十分钟。我给发型师香蕉、摄影师董小姐、韩裔朋友Jeesu发信息：我周六要结婚了，你们能来参加吗？

前一晚睡得挺好，周六我们不用闹钟叫就醒了。简单收拾一下，我和小陆坐地铁去了香蕉工作的发廊。香蕉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已经和她太太结婚两三年了。她轻巧又麻利地编好了我的头发，别上细细密密的黑卡子固定，再把小陆的短发用夹板做出卷度，不出三十分钟，就搞定了我们的发型。

我和小陆告别了香蕉，去附近的家具店买了几个酒杯，又跑到韩国城吃了炸鸡，取了蛋糕，再回到家时，已经中午12点了。距离约定的2点，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我把刚买的马卡龙取出，每两个装在纸质的小盒里，这是一会要发给大家的喜糖。不知怎么的，我有些发慌，手心又热又滑，根本没心情装马卡龙，不得不让小陆来完成。记忆中，我又着急地吸了家里的地板，确认了一切都整整齐齐的，就开始化妆。

总算把脸涂好，已经1点了，好不容易套上婚纱，我后背都有点汗湿了。可千万不要迟到呀！当我们穿好鞋子，拿着前一晚我亲手做的捧花准备出门时，离2点只差十分钟。

走出小小的公寓楼，我们立马来到了熙攘的大街上。在人来人往的路边，我转过头去看小陆，此时，她也转过来看我：她头戴白纱，脸上因为化了妆微微地发光，像油画中的女子一样透着无辜和柔润。这个美好的女人轻轻地对我说：“你真美。”

不少行人含着笑看向我们，我牵着小陆的手，一步一步往前走，脸上忍不住带着笑。路上，我的凉鞋带子散了，我还拎起裙子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系了两次鞋带，还好，不算太狼狈。

走到Gapstow Bridge桥下，公园里的游人缀在草木间，我周身都透着热气，环顾周围，没找到朋友们。Jeesu和她的丈夫Daniel很快发现了我们，两个一身白的女人在人群里，想必挺扎眼。Jeesu笑着问我，上次见面好像是几个月前了。我想了想，确实，上次和小陆一起见他们俩是在六月，那时，我才刚认识小陆不久。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过去几个月的眼泪，简直像是别人流的。婚纱下面，汗珠顺着我的大腿在淌，实在没有多余的水分用来哭了。

几分钟后，Nai和Henry也出现了，Nai是小陆在纽约认识最久的朋友。Nai带着相机，先给我们拍了几张照。又过了一会，我最喜欢的男性友人彼得到了，他风风火火地走向我们。同年早些时候，彼得申请了纽约的牧师执照，彼得一到，意味着我和小陆可以举行仪式了。

我们三个走到桥下的空地上，彼得站在我们面前的石头上面，他微微俯视着我们，温和的脸添了几分肃穆。彼得拿出文件夹，开始念英文的婚礼开场白，牧师说的那一套在电影里面早就听过了，但从他这么一个黄皮肤的年轻男子嘴里说出来，还是有些新鲜。他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告诉我们可以互换誓词了。

我和小陆没有提前写下誓词，只是在心里想了个大概。我已经记不清，小陆具体讲了什么，我一直看着她的脸，抿着嘴笑个不停，眼睛里有点湿。然后，该我讲了，像无数人对无数人说过的那样，我对她说：“我会永远爱你”。我带着全部的我说出那句话，包括我的固执和惶恐。

摄影师朋友也在几分钟前到了，他姓董，留着一头披背长发，大家昵称他为董小姐。他上午刚拍完另一对朋友的婚礼，又急忙赶到中央公园，看到我们以后就举起相机，噼里啪啦地拍着。交换戒指时，我捏着小陆的戒指，手指滑得差点拿不住，有惊无险地套在了她的无名指上。小陆给我戴上以后，我立马凑过去亲了她。

亲完后，彼得才说:"You may now kiss." 我和小陆忍不住大笑起来，朋友们也都笑了。我笑了好一会，她挨上来又亲了我。Jeesu和Nai作为婚礼的见证人，分别在结婚许可证上签了名。在满眼全是绿意的公园里，我和小陆结婚了。

董小姐和Nai给我们在公园里拍了不少照片。我站在小陆旁边，对她说：“终于知道拍婚纱照时，那些人都在想什么了：“热。”

结婚实在是太热了！

七

曾经，我暗暗嫉妒小陆的坚定——她怎么就能确定她想和我结婚呢？我冲动了几星期，动摇了一个月，直到领结婚许可证的前一天晚上，才清楚地知道我想结婚。

那个晚上，我的大脑发出了明晰的指令：就算我们的爱会黯淡，就算小陆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爱我，我也要结婚，因为我爱小陆。我本该不求回报，但她也愿意和我结婚，这多么奇妙，差不多是一个只有我们两人掘出的神迹。

不像那些过时的童话，任何故事都不应以“主角快乐地结了婚”作为结尾。 对包括我在内的性少数们来说，和爱人结婚，是需要某些特权才能做到的事。

婚后不久，经前同事Billy推荐，我开始在一个电视剧组办公室上班。在乐于宣扬包容、多元的电影行业，当我对同事们说出“my wife”，没有人会不尊重这个包含了法律效益的称呼。我想不经意间，和同事说起“我老婆”。可惜的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实在太繁重，我几乎没时间和办公室的任何人闲聊。

感恩节前夕，我难得提前下班，急匆匆地刚冲出办公楼，就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有人送花给我。我吃了一惊，除了小陆，没谁能干出这么肉麻的事了。拿到花，上面还有个小卡片，果然是她买的。我在同事们面前有点发窘，憨笑着向大家出了柜：是我老婆送的。

小陆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得意，我回到家后，她美滋滋地说：“这样他们都知道你已经结婚啦。”

我看着小陆傻乐的样子，忍不住想，她可真呆头呆脑得厉害。我整天带着油兮兮的眼镜，蓬头垢面地忙个不停，办公室里哪有人会多看我一眼？也就只有小陆，每天早上分开以后就开始惦记我，还担心别人对我有什么企图。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有人等我回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六点一过，心里就像点了把火似的，在工位上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