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婚姻模式全解读

一、什么是“两头”

“两头”又叫两头蹲/两头住/并家/两家并一家/两头开门/不进不出，主要在太湖平原一带比较常见，即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无锡、常州、上海等，以苏州为中心往四周扩展。两头最早出自太湖平原的乡村，可能已经有超过百年历史，是江南地区的传统婚恋风俗之一。

两头最早的概念是，男不娶女不嫁，男性无彩礼，女性无嫁妆，婚礼需要共同置办或者各办一场，男女也都需要各出婚房，婚后小夫妻在双方家庭（通常和父母等住在一起）轮流居住，照顾对方父母，生两个孩子，一个跟男方，一个跟女方。

传统的嫁娶，是女方进入夫家，即“嫁进夫家之门”，入赘则相反。“两头”既然是不娶不嫁，也可以看成是又娶又嫁，也就是“两户人家均开门迎新郎/新娘”的意思，也就是“两头开门”，这也是这个名字的由来。由于既不是妻入夫家，也不是夫入妻家，那么实质就是夫妻两家合并变为一家，这也是“并家”这个别称的由来。

而夫妻婚后轮流在各自家庭居住，自然是体现了“两头蹲”“两头住”的意思。在农村，婚房多为男方父母的自建房另辟房间，婚后夫妻要与男方父母居住在一起，而“两头”里所谓各出婚房，自然也是指女方父母也要在自建房中另辟房。既然有两处婚房，自然也就只能轮流居住，以示公平了。

二、“两头”在当代的兴起

“两头”大规模流行是在上个世纪末，这有特殊的时代背景。1980年后，全国开始普遍执行计生政策，太湖平原乡村的政策执行是较为严厉的，尤其是苏南所在的江苏以及上海，是全国少数几个不执行农村“一孩半”政策的省市，导致许多农村家庭只有独生女。浙北所在的浙江执行“一孩半”，这样也会产生没有男孩的农村双女家庭。

这种情况下，女方父母想要延续姓氏血脉，但又不愿意走传统“入赘”路子的话（上门女婿条件必然较差，且本地男性也多半不愿意，多为条件不好的外地男性），于是就想出这种较为折中的办法。

两头最早应该兴起于只执行一孩政策，有大量独生女家庭的苏南农村，据说可能最早源于常熟一带。上个世纪末，第一代独生子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并且开始有双独家庭可以生二胎的政策，这种风气就慢慢在苏南流行开来。直到近年来单独家庭乃至全面的二胎政策执行，这种风气就逐步在双女家庭的浙北农村中也开始流行了。

传统的乡村“嫁娶”“入赘”模式中，男女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显然存在差异，“入赘”必然是女好于男，“婚娶”相对平等，但男方多条件好些。不过，“两头蹲”的引入使得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很明显，“两头蹲”是处于两种传统模式中的过渡形式，于是渐渐演变为男女双方家庭经济条件较为一致的，女方父母会趋向于“两头”形式。

三、“两头”与城镇“婚娶”的比较

最早的“两头”，是男无彩礼，女无嫁妆，而“婚娶”则需要男出彩礼，女出嫁妆，只是后者数目小些；“入赘”则是女出彩礼。这与城镇的婚嫁风俗存在很大差异。后者基本只以“嫁娶”模式为主，且并无“彩礼”“嫁妆”一说，两方家庭一般只需要置办结婚物品，当然主要还是男方承担更多，而婚房则由单位提供，当然，这种模式下，孩子也一定是沿袭传统，跟着男方姓氏的。

城乡有无“彩礼”之分，主要是和建国以后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很大关系。在农村，国家的医疗、养老保障都很薄弱。因此，农村还是保留了传统社会的许多观念和结构，如依然是大家族居住，女儿结婚即是“嫁出”，要去夫家与丈夫及其父辈等一起生活，为夫家的大家庭出力，而并不承担对自己父母的养老责任。这种情况下，“彩礼”就成了事实上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养老补偿。

而在城镇，由于单位体制的存在，和农村差别很大。城镇的父母享有较好的医疗养老福利，不需要“养儿防老”。而子女结婚后也会搬离父母家庭，单独居住，婚房亦由单位而不是家庭提供。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在经济上更加平等、独立，“彩礼”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相应的，传统“嫁娶”模式中的嫁、娶色彩也变得很淡了。

四、“两头”入城

城镇的“嫁娶”模式，到了98年房改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福利房制度取消，婚房只能通过购买商品房实现而不再由国家提供，而这一义务则顺理成章落在男方身上。因此，进入新世纪后，城镇的“嫁娶”其实相对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定的平等度回退，男方开始承担远大于女方的结婚经济付出。

而另一方面，伴随着本世纪初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扩张，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大量郊区乡村被划入城区，许多农村居民通过经商、拆迁都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而本身也可能迁居城镇的小区（商品房/拆迁房）居住，成为城镇新市民。这群人的子女也将在城镇工作居住，而他们也有能力给后代购买商品房。

这种情形下，入城农村居民，以及部分在乡农村居民的“两头”首先发生了变化。由于子女也都将在城镇工作居住，“两头”就从原来的双方父母在乡村的自家自建房辟出房间作为婚房，变为双方各为子女购买商品房作为婚房，父母也不和成婚子女住在一起。这样，所谓“两头住”其实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因为原先的轮流居住，目的是为了照顾各方父母，但现在父母已经不在，自然也就无所谓住哪一方的婚房了。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两头住”这种称呼越来越被“两家并一家”“并家”取代，因为这种城镇的“两头”实际上更多表现为两个孩子各自一姓，看起来就像两个家庭的合并，而已经没有小夫妻轮流在双方父母家住的所谓两头跑，两头住的情况了。

五、城乡风俗的合流

“两头”的这种城镇化演变，实际上使得其和原有的城镇“嫁娶”模式，有了对接的可能。从原先的男女双方单位出房子，到现在的男女双方父母出房子。而伴随着城镇独生女婚前拥有房产的比例不断提高，以及房产价值的不断上扬，这种“女方有房”就变为一种筹码，为女方家庭能争取到更多婚姻议价权。既然女方也可以提供婚房，那么自然不能算传统的“嫁娶”，而理所当然应该执行“两头”。

除此之外，由于无论城乡，下一代均多在城镇工作，则也将引发更多的“城乡联姻”，特别是城镇男性与乡村女性，而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极为少见的，因为当时城乡差距巨大，而为了抑制城镇人口规模，就强行规定孩子户口性质必须跟母亲而非父亲，“男城女乡”的搭配就要少很多。由此，城乡婚俗必然发生直接碰撞。

因此，在城镇中，城镇本地的独生男女婚姻，以及本地城镇男性搭配本地乡村女性的婚姻，就会越来越从传统的“嫁娶”走向“两头”。

由于城镇“两头”来自农村，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化率较低的县或者普通地市的城区，这种情形最为明显，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较大城市的城区，如上海市区，杭州市区等，“两头”就会比较少见。

六、“两头”的进一步演变

伴随着地方经济发展与农村医疗养老制度的改善，“两头”也出现了彩礼。即男女双方家庭都提供少量彩礼，但是并不给对方父母，而是最终返还给小夫妻。事实上，伴随着城乡风俗的合流，传统城镇市民家庭中，也出现了在“嫁娶”中由男方家庭出少量彩礼，由女方家庭添置金额成为嫁妆形式最终返还给小夫妻的情况，与农村的“嫁娶”模式发生了合流。

由于最初的“两头”带有两头住的含义，因此，“两头”必然是在双方家庭都为本地的情况下进行的，否则难以实现两头跑，且本地家庭对这一风俗也较为熟悉和认可。但这些年，城镇两头也开始大量出现在了本地独生女与外省男性的婚姻模式中。由于外省常常有更强的父权传统观念，因此男性对“上门”的接纳度很低，但女方父母则通常会认为男方家庭不在本地，论“嫁娶”有点名不副实，因此会采用“上门”的折衷手法。这种情况在外省男性家庭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形中更为常见。

七、“两头”的争议

“两头”尽管看起来相比计划经济时代城镇的“嫁娶”还更为形式平等，但实践中却充满争议。

一是许多人认为，“两头”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男女平等。所谓子女跟随女方的姓氏，实质是跟随女方父亲的姓氏，其实依然是一种妻家的“父权”，反而是更不平等。而且“两头”本身就是根据双方家庭经济条件的对比而采用的一种模式，确实掺杂了女方父亲较强的经济话语权。

二是在两个子女的姓氏分配上，常常出现争议。由于“两头”本身有延续姓氏的目的，因此采纳这种形式的家庭，必然对天然能传承姓氏的男孩看的较重，于是总是都倾向于对儿子跟随己方姓氏；而伴随着婚姻持续，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也可能发生变化，一旦男方家庭经济变得显著优势，就有可能拒绝继续维持“两头”模式，不再愿意让孩子跟随女方姓氏。

三是女方家庭的父母与女儿也存在认知偏差。“两头”一般是父母主导的，而女方自己则无多少选择权。许多女性情感上并不愿意选择“两头”，她们们或是对延续自己的姓氏并无兴趣，或是并不愿意背负上必须生两个孩子的负担，或者不愿意面对可能造成的家庭矛盾，影响夫妻感情。

八、如何评价“两头”

两头实质是江南地区小家庭结构的产物，体现出这一地区既传统又现代的特性。一方面在结婚义务上，男女趋于平等，且婚后脱离双方家庭，独立居住重组小家庭，并不主张女性对夫家也就是公婆的赡养照顾义务，呈现出现代性；另一方面，看起来公平分摊的姓氏延续权实际上是通过各自所在的小家庭的家长能量实现的，依然带有传统的父权色彩。

男女双方双方家庭共同为了延续姓氏，或者虚荣面子的目的，而基于各自经济条件的衡量，博弈，如男方家庭总是趋向于选择“嫁娶”，而女方家庭总是趋向于选择“两头”，实质上也体现了江南地区小家庭结构背后的，儒家思想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的面子观念、后代观念和金钱主义、经济思维混杂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奇异复杂的世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