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友谊取代婚姻成为生活的核心

如果友谊取代婚姻，成为生活的核心

卡米·韦斯特和她的现男友约会几个星期的时候，她告诉他，他的级别比她的闺蜜要低。韦斯特每天都会和凯特·迪罗森开着免提打电话，她知道，她的男朋友会听到个几句只言片语。但是她也知道，就像其他的约会对象一样，这个男朋友并没有了解到她们友谊的本质。韦斯特对他说：“我必须让你明白，她哪儿也不去，她才是我的No. 1。”迪罗森的位置比他高，而且，韦斯特告诉他：“（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你出现，她也会立即出现。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下认为，她不是我的No.1，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韦斯特如此坦率，是因为她下定决心不想再重复她二十四五岁时的那些沮丧经历。她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察觉出来了他并不是她的第一位。他试图让韦斯特远离迪罗森，他骂迪罗森是个贱货，给韦斯特带来了不好的影响。韦斯特31岁的时候和他分手了，她下定决心再也不让任何男人给她的友谊施加压力，反之亦然。

韦斯特和迪罗森明白这个约定的意义。韦斯特告诉我：“理所当然，我们的男朋友，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丈夫，应该是我们的No.1。但在我和迪罗森这里，不是这样的。”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对“合法的浪漫关系”有了更宽泛的认知。法庭现在可以给同性情侣颁发结婚证，美国人更愿意晚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和别人同居，而不是和伴侣去领证。不过，不管这些变化如何如何，有一件事没变：我们对一夫一妻制下的浪漫关系的期待，始终是行星，而其他的关系则是卫星，必须围着这颗行星转。

像韦斯特和迪罗森，把友谊放在生活的核心位置的话，这个规则就被打破了。她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显然侵犯了爱情的领地了：她们一起居住，一起购物，帮对方带宝宝，使用联名信用卡，使用对方的医疗保险，在涉及各种法律问题上，她们相互给对方开授权书。除了性爱，这种友谊几乎拥有了爱情关系里的所有要素了。

尽管这样的友谊如此夯实亲密，但是它不属于任何一种清晰明确的归类。它看起来像“闺蜜”，但是处于这种关系里的人觉得“闺蜜”可是够不上的。我们只能在汪洋大海里寻找类比。有人把这种关系比成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而另外一些人则看作是爱情了。罗格斯大学的教授布莱尼库伯 (Brittney Cooper) 在她的新书《雄辩的愤怒 (Eloquent Rage)》里说：“有人考量着如何去爱你，为你挺身而出，同时又有一种灵魂伴侣的姿态，这种关系就是爱情了。”

而另外一些人则觉得这种关系在亲人和爱人之间。乔里维拉和约翰卡洛在得克萨斯的奥斯汀的一家gay吧里认识的。里维拉当时在主持脱衣舞大赛，卡洛在这个比赛里赢了250刀，那一夜之后，两人感觉就像“兄弟”。“兄弟会想要一起出去玩，为彼此付出吧。”卡洛这么说。当他考量他们之间的同居生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们有点点像一对结婚了的情侣，虽然我们没有结婚。”他把他们的关系看成“兄弟”又看成“夫夫”，这或许表明，婚姻和兄弟情都不能准确描述他们的友谊的精髓。

对于亲密的友谊，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剧本来描述这样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应该如何发展。这种关系是量身定制的。米亚普利多是德鲁大学的学生，今年20岁。她说她和她的“灵魂伴侣”，同样是20岁的塞维亚索察吉，为她们的关系一起铺路，一路走来，她的感受就像在“创造科学怪人”：她们俩都阅读了很多关于几个世纪前的女性关系的故事，但是她们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代关系探索出来一个框架。她们发现她们在性格上互补，就像大侦探福尔摩斯和他的助手华生一样。她们对彼此偶尔产生一些情愫，那是又一次普利多在一个车库大卖场里买了一本二手书，书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是一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情话，他们亲切地称对方为“小泡泡”和“臭粑粑”，自此之后，她们俩也就这样相互称呼。普利多觉得，在索察吉和她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上去建立关系，会更加无拘无束。她觉得，社会告诉你某种特定关系一定要有这样那样的要素，但是这是一个泥潭，而她和索察吉的关系却不会陷入这样的泥潭。

很多把友谊放在生活中心的人都会发现，其他人对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不太理解。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是有能力拓宽我们所理解的亲密感和关爱感的，而他们的这种友谊可以在此成为标杆。

迪罗森和韦斯特18岁的时候刚认识的时候，她们也并没有想要挑战一下友谊的基本规范。她俩在北卡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里，循规蹈矩地说着“是的，长官！”喊到对方的时候，还必须在她的姓氏前面加上“新兵”俩字。夜晚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光，新兵迪罗森和新兵韦斯特几乎都是在她们的上下铺前谈天说地。闲聊中，她们发现韦斯特的母亲刚刚搬到了新的住处，这个地方离迪罗森的老家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城开车只有20分钟。迪罗森和韦斯特在新兵训练营的一个月的休息期间也呆在一起，她们开着韦斯特妈妈的黑色小轿车在塔尔萨郊区兜风，听着rap，摇下车窗。接下来的四年里，她们被分配在相隔千里的地方，期间迪罗森还被派遣去了伊拉克。自此之后，她们相互陪伴对方，受伤、工作烦恼、感情问题。她们的感情真正开花结果的时候是她们从塔尔萨的社区大学毕业，自此之后她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度过。那个时候，迪罗森正在等着她的离婚文件被公证，而韦斯特已经是个三岁的科迪的单亲妈妈了。

韦斯特找到了一个在酒吧的工作，白天要补觉的时候，迪罗森就帮她带科迪。迪罗森也经常和韦斯特一起去学校接送孩子。当两个女人一起走在学校的走廊，穿过学生们的储物柜的时候，韦斯特说：“就跟翻江倒海一样。”迪罗森感觉到其他家长在打量她。时不时的，有老师会悄悄地走到她们跟前，看着迪罗森问她：“这是谁？”“人们总是问我们怎么认识的，或者问，你们俩是姐妹吗？更多时候很多人会以为我们俩在约会。”31岁的迪罗森这么说。而跟这些好事儿的人解释她们复杂的友谊，韦斯特和迪罗森会都觉得太麻烦。

词汇表里没有任何词条来刻画韦斯特和迪罗森之间的关系，像她们这样的人就从描述友谊的语言里找出只言片语，零零碎碎的词语来形容她们自己。她们会说她们像“灵魂伴侣”“柏拉图式的生活伴侣”“我的人”“死里逃生的小妞”“同性柏拉图伴侣”“大友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些名词的作用就是在搭配“友谊”这条漂亮的项链，指的就是在“友谊”的帽子下的两个人。其他人，比如韦斯特和迪罗森，会找一些对其他人来说更简单易懂的词汇。她们俩意识到，其他人明白新兵训练营是一个紧张的环境，这个环境下可以滋生同样紧密的友谊。她们俩对其他人说她们是“新兵训练营里的闺蜜”，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就没什么疑惑了。

过去十多年里，妮可桑德曼并不介意，只有她自己和瑞秋赫博涅明白她们俩之间的关系。桑德曼总结说她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像是“不想亲吻对方的生命伴侣”。

她们一起在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城一起居住的时候，双方就对彼此的语言和生理变化了如指掌了。在赫博涅怀疑她怀孕之前，桑德曼逼她买了试孕棒，带着她走进洗手间，然后坐在旁边等着她做测试。四年之后，两个人的角色互换了：赫博涅对桑德曼也有同样精准的预感。“我们对彼此的关注简直比对我们自己还多。”37岁的桑德曼告诉我。

人们对她们的关系产生困惑或者敌意的时候，她们偶尔会解释一下。她们对彼此的昵称是“老婆”，桑德曼当时的丈夫对此毫无异议。但是当赫博涅和她的丈夫离婚，重新开始约会的时候，她的约会对象吃醋了，尤其是和她约会的女人们，她们的醋意更加明显。为了平息她们的怒火，桑德曼只好勉强把“老婆”这个称呼改成了“老波”。

离开阿拉斯加之后，俩人在不同的时区住过几年。桑德曼和她当时的丈夫因为他的工作来回搬家，最终她搬回了阿拉斯加，而赫博涅搬到了印第安纳州。她们的精神支柱就是打电话和偶尔见面。桑德曼说赫博涅生活遇到难处之后，和她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了。当时她被恋人施暴，因为工作的时候没人照顾她女儿，所以她的工作也丢了。她非常沮丧，2018年十月，她自杀了。

赫博涅的死让桑德曼极为悲痛。她们俩都幻想过一起搬到阿拉斯加，住在她们相遇的地方的附近，赫博涅也十分想回来。现在这一切都化为泡影。赫博涅去世的六个月里，桑德曼去超市都戴着耳机。她根本不能忍受和别人闲聊。

桑德曼发现她很难和外人描述她的悲痛。“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他们会说：‘啊，是啊，我也有个高中的朋友去世了’，或者跟我说一些类似的。但是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共鸣。”而其他的一些人就会把她的故事线里添加一点淫秽了，这么一来他们才能理解。桑德曼说，因为赫博涅是双性恋，很多人以为她们其实是恋人，而且还以为桑德曼不愿意出柜。

莱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伊丽莎白布雷克 (Elizabeth Brake) 的研究主要是婚姻、爱和性。对她来说，桑德曼的经历是个悲剧，并且极其不公平。因为友谊并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有个准则：和爱情相比，友谊没有那么珍贵。很多人争辩，彼此忠诚的友谊也需要法律的认可，但是在法律的这个准则下，这些争辩就站不住脚了。但是如果，比如说，法律把丧失亲人的条款扩大到朋友的范畴，布雷克坚信我们在悼念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社会期待。人们或许会明白，对于桑德曼来说，失去赫博涅无异于失去了爱人。

法律上的优惠和社会标准都不站在她这一边。但是桑德曼感到那些有亲密友谊的人能够更理解她。桑德曼说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和桑德曼坐在车里，发动机熄了火，车停在超市的停车场。她对他说赫博涅的点点滴滴，然后泪如雨下。她的朋友说：“听起来她伤了你的心。”桑德曼告诉我：“那是第一次有人理解我。”

亲密的友谊并不是一直都让人摸不着头脑无法定义。18世纪至20世纪初是同性亲密友谊的黄金时期，这种关系被称为“浪漫的友谊(romantic friendships)”。美国和欧洲女性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她们之间相互通信的称呼都是“我的爱”“我的女王”。女性们之间相互传阅和朋友的照片集，在空白页里写满了浪漫的诗句。在埃米·玛蒂尔达·卡西 (Amy Matilda Cassey)的友谊相册里，她的好友，废*主义者玛格丽塔·福滕 (Margaretta Forten)摘抄了一首诗歌的一小段。最后几句这么写：“美好的友谊连接着天国，因为天堂和友谊有同样的面孔。”作家们描写着“浪漫的朋友”之间发生的各种故事。1897年出版的小说《黛安娜薇翠丝(Diana Victrix)》里，有个角色，恩伊德，她拒绝了一个男人的求婚，因为她最好的女性朋友已经占据了她生活的全部，所以她没法留出任何空间给那些追求者了。这简直就是卡米·韦斯特的前世：恩伊德告诉这个男人，如果他们结婚：“你本该可以第一个来的，但是你不能，因为她是第一个。”

另外俩把友谊放在第一位的知名女性是社会学家劳拉·简·亚当斯 (Jane Addams)和慈善家玛丽·罗泽·史密斯 (Mary Rozet Smith)。位于芝加哥的霍尔博物馆 (Jane Addams Hull-House Museum)里，亚当斯的闺房已经是一件展品了，人们可以看到在她的闺房里最中央的位置就是史密斯的巨幅肖像画。亚当斯创建了霍尔馆这个安置所，俩人于1890年于此相识，之后的40多年里，他们俩人的生活就紧紧捆绑在一起，分离的时刻，俩人履步维艰。在有一次相聚千里的时候，亚当斯写给史密斯一封信：“你必须知道，亲爱的，这么久我是多么的想念你，尤其是过去的三个星期。结了婚的那些人们为什么在一起？因为他们彼此想念。”当亚当斯不和史密斯一起旅行的时候，她有时候会带着这幅画。当俩人一起旅行的时候，亚当斯会提前定好一张双人床。报纸上没有她们俩的丑闻，没有她们俩的性生活的任何揣测报道，有意无意的都没有。不同于韦斯特和迪罗森，她们俩也没有被迫非得给旁观者解释她们的关系。同性间的亲密关系，在当时是被社会所容忍的。

这种关系也并不是女性的专属。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十九世纪中期有望成为国务卿，他这样描述他最亲密的朋友：“我心灵的朋友，我欢愉、悲伤、爱慕的同伴，我所有小心思的参与者”。当这两位男士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去不同的地方参与法律的工作，韦伯斯特似乎不能很好的调整这种“远距离友谊”。他写信说他觉得感觉像“一只失去同伴的鸽子”。著名的废*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在他的自传中描述了他对他的朋友们深深的爱恋。他摆脱*隶身份之后，这么写道：“一想到我要离开我的朋友们，我就痛苦不已。对他们的爱是我最柔软的部分，相比于其他的事情，这更能让我无法下定决心离开这里。”

对于现代人们来说，这种友谊有一个问题：他们之间发生性关系吗？即使是爱情关系，我们现在写这些文章，也会很少描述性行为。或许有些人用“浪漫的友谊”作为幌子，实则就是色情的交姌。实际上有些学者怀疑有些人之间有性爱关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些研究白人、中产阶级的学者们，他们并不能肯定地做出结论这些朋友们的床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尽管我们不知道每一对朋友们的具体关系如何如何，但是有一件事情确是清晰明了的：在这个阶段，亲密关系被认为是有不同标准的，而这种亲密关系适用于友谊，而在当下，这却不太常见。

社会和经济条件相互交织着决定了如此投入的同性友谊是否能被接受。19世纪的男男女女们在自己的小社会里随便玩儿，和自己相同性别的人产生如此深厚的友谊，人们也不会觉得那么奇怪。实际上，对正在考量婚姻的女性们来说，和一个大家都认为是“恶心的性爱”的人一起伪造生活，是有些烦恼的。

性行为上的信念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历史学家理查德哥德比尔发现那个时候的美国人并不认为“和一个人相爱就必须和想要和ta做爱”，而现在的美国人却默认这一点了。很多学者争辩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异性恋和同性恋的范畴里，必须存在性的吸引力，而这个观念在20世纪之前是不存在的。同性之间发生性关系会被谴责，但是同性之间的爱慕和爱恋却不会。作者安东尼罗敦笃 (E. Anthony Rotundo) 说，（这个时候的）对于爱和性不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让男人们“比20世纪更能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感情”。这种自由出现在他们的书信里，在他们的好友的照片里。詹姆斯·布莱克 (James Blake) 这么描述一个和最亲密的朋友的最普通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对方的臂膀里早早的休息了”，然后“香甜地睡去”。

而女性之间的身体亲密也并不会被色情地解读。即使男性也赞许的描述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也坚信这种友谊对他们的妻子是有好处的。亨利沃德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49年出版的小说《卡凡纳(Kavanagh)》里，说两个少女的友谊是”一个女性伟大戏剧的排练”——伟大戏剧？就是嫁给男人。

男人们对这些友谊不会感觉受到威胁，因为离开了丈夫的经济支持，很少有女性有经济条件和另一位女性相伴相随。在19世纪晚期，规则有点变了。大学和职业院校对中产阶级（几乎只是白人）女性开放，让她们毕业之后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需要丈夫了。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丽莲法德曼告诉我，女性的亲密友谊“不再是少女的排练”了。受过教育的女性们可以一起居住，她们称为“波士顿婚姻”。这种有承诺的友谊让女性朋友们可以独立追求事业，逃避异性婚姻。

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性别意识日益明显、女性经济独立、性行为和性向认同日益区分——这些所有的因素，就像把“浪漫的友谊”的堆堆乐玩具里中一片一片的取出来。男女性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开始有点像文氏图，这让情感上亲密在异性间发生。随着更多女性在职场上出现，经济越发独立，男性对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没有那么着迷了。性学家认为同性的欲望——不仅仅是性行为——不合常理。美国人也开始畏惧和同性朋友亲吻，或者睡在同一张床上，这些都被认为是“性倒转”的迹象。浪漫的友谊失去了它的纯真。

浪漫友谊开始衰退的几十年之后，美国人对婚姻的概念也改变了。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伊莱芬克(Eli Finkel)认为美国人的婚姻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从殖民时期到1850年前后，这个阶段的婚姻有个实际性的关注点：解决配偶的经济和生存需求；第二阶段持续到1965年，这个阶段强调爱。从1965年开始，芬克说“自我表达的婚姻”成为理想状态，人们希望他们的伴侣能够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成长。（当然这个系统把一大部分美国人都排除在外，比如被*役的非裔美国人、跨种族的情侣们、以及同性情侣们，呵，ta们曾经就根本不能结婚啊。）在这个变革中，美国人开始在社交和情绪上更加依赖他们的配偶，而友谊？就退居次位了。

约翰卡洛和他的柏拉图伴侣乔里维拉在一个gay bar里认识的。约翰说，这种爱情就简直就是“一站式购物”。情感支持、性满足、共同的兴趣爱好、智力上的相互帮助、抚养子女的相似理念，人们往往想把这些全部放进同一个购物车里。52岁的卡罗认为这简直就是不可能。专家们也有他们的顾虑。“当我们把我们的亲密的需求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们实际上把和ta的这段关系变得弥足珍贵。”精神治疗师艾丝拉佩尔(Esther Perel )这么写道。这种对爱情的笼统的期待无法给我们提供情绪减震带，当我们的伴侣在任何一个小地方有所失误，我们都会情绪崩溃。人们可能也有不同的重要角色，比如同居者、照料者、或者知己。对爱情的这种期待同样也扼杀了我们对这些角色的想象。卡洛和里维拉今年都59岁了，他们不再有这样的期待了。他们以友谊为核心，构建他们的生活——有些时候他们是刻意的，有些时候是因为他们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而被迫的。2007年，卡洛发现他隔壁的房子正在出售。他给卡里维打电话，恳求说：“贱货，买那套房子，你就可以随时走过来吃晚饭了。”里维拉就再也不用一周开车穿城好几次来卡洛家吃晚饭了。卡洛刚好是房产经纪人，他帮里维拉做好了所有的文书，里维拉只用签字就行了。

里维拉买了房子之后，实际上他通勤距离缩短了一点点，但是和之后生活里发生的变化比起来，这种便利简直就是微不足道了。卡洛在药物和酒精上失控的时候，里维拉开始担心了，他拍下了几张那些经常凌晨三四点出现在卡洛家的瘾君子们的照片，表明了要把这些照片给卡洛其他的朋友看。卡洛同意去寻求专业帮助，除非里维拉大声朗读卡洛写过的两页纸的信。第二天，里维拉开车带着卡洛去了康复中心，哭着填完了所有文件。里维拉跑到管理人面前问：“如果卡洛康复出院了，却怨恨我做的这些事，这该怎么办啊？”

卡洛出院后，他们的关系的确发生了一点变化，但是并不是卡维拉担心的那样。卡洛还在康复中心的时候，他和里维拉就达成共识，把他的家改造成基佬们的康复中心——这个方案有意义，同样也解决了卡洛的财政危机。当卡洛出院之后，里维拉提出他俩一起住。当卡洛把他的大包小包从车上卸下来，里维拉也已经滴酒不沾好几个月了——这是他的承诺，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酒精问题。里维拉说：“在乔不能喝酒的时候，我也不想在他面前喝酒。”“你根本就不想喝好吧！”卡洛说，带着一点疑惑一点感激。他们过去几十年来，都滴酒不沾。

他们的友谊几乎贯穿了整个成年时期，起了精神支柱的作用。这样的关系给我们如何认知友谊提出了一个基础的问题：当我们判断朋友的时候，哪一种是“真朋友”？记者黎贝卡翠丝特（Rebecca Traister ）在她的书《所有的单身女性（All the Single Ladies）》里审视了单身女性们生活里“朋友”扮演的角色，这是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两个人必须相互有性吸引力，有性接触，才能称ta们为’一对儿‘吗？”她写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多异性恋婚姻根本不合格。”而与此同时，有更亲密友谊的人却急于宣告ta们的专一和投入。社会理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写道，有如此亲密友谊的女性“想要这些羁绊被当成珍贵的承诺，像婚姻誓言一样让我们永不分离。”这种富有同情心的浪漫友谊，相互承诺的友谊，就好像某一种作物上的不同果实，而不是完全不同的作物。

我们之前提到的哲学家布雷克关注的话题不仅仅是那些把爱情凌驾于友谊之上的社会准则，她同样也研究了政府赋予爱情的独特地位。尽管现当代社会里，（我们都认为）婚姻和性是捆绑在一起的，但是布雷克的理论是相互关照是“我们生存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个因素从道理上来说更应该得到法律认可。她提议，州政府给婚姻的权利仅仅限制在相互关照的伴侣之间，比如特殊移民资格，或者医院探访。因为性的吸引力实际上和布雷克的婚姻模式无关，所以只有友谊才符合她的标准了。

对于LGBTQ群体来说，赋予友谊更好的价值，就更常见了。卡洛、里维拉，还有我采访的其他几个人，都吸取了这个群体中的“被选择的家庭 (chosen family)”这样的概念——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以选择成为亲人。尽管卡洛和里维拉都不认为他们俩在约会，卡洛慢慢的学会如何处理和男人之间发展没有性爱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他开始懂得那件曾被大家广泛认可的事，历史学家古德比尔提到的，“我们可以不性而爱。(we can love without lusting.)”

在许多方面，美国人都已经开始重新定义爱和喜欢的模样。在过去几个月里，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几位专家和社会人物都鼓励异性恋情侣向酷儿群体和移民社区看齐，因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模式更加健康。非冠疫情让人们更加明白人类是脆弱的，并且需要相互依赖，疫情同样也让人们去想象核心家庭之外的社交网络给我们带来的关心和爱护。多边关系、无性恋迅速地浮出水面，这些理念和单边的性爱关系背道而驰，但是它们也是让成年生活充实丰富的关键。在朋友身上挖掘到在自己生活中扮演的更多的可能性角色，同样也是更深的境界。

美国家庭中发生的其他的变化，或许是对承诺式的关系释放空间，做出调整。越来越少的美国人期待和同一个伴侣联袂出演生活这场好戏。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如果他们结了的话——他们之间大多数已经在成年后单身过很长时间。如果你把离婚或者配偶死亡（现在有1/3的老年妇女的丈夫已经去世了）也算进去的话，美国人单身年数这本账可是每年都越来越厚的。2017年Pew调研中心报告指出，42%的美国成年人并不和配偶或者伴侣一起生活。

卫生局局长Vivek Murthy说美国目前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是孤独。我们身处孤独之中。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1/5的美国人称自己经常感到孤独。一个人呆在并不意味着孤独——但是同样，有伴侣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抵御孤独——但是这些数据表示，很多人都渴望有知心朋友，有时时而至的生理上的爱抚，这些需求在疫情期间日益扩大。美国人通常被鼓励说把这些鸡蛋都扔到婚姻这个篮子里吧，而现在，他们需要依靠更丰富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