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对人类性倾向发生兴趣而造成重大影响的医师当属１８５６年出生于维也纳的西格蒙德·弗洛依德。弗洛依德被称为精神分析的创始人，精神分析即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又是一种治疗方法。当时矜持的医学行业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仍然将**视为禁忌和不可言及的话题，而弗洛依德的理论就是以性为核心，所以在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比如说，他称婴儿和孩童为“多形变态”，认为他们从小就有着寻求性快乐的本能，后来经历了一系列性发展历程，这种看法与当时将孩童看成天真无邪的主导观点背道而驰。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学说还坚持人人都有性和通奸的欲望，只是这种欲望过于令人惊颏，所以被压抑在无意识中，而这种压抑即是日后许多困扰和精神折磨的来源。弗洛依德认为，人的**错综复杂且难以预料，其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先天本性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可以说，弗洛依德即是科学家，又是道学家。

　　弗洛依德假设双性恋的功能人人生而皆有。他认为，男女都有主动和被动的倾向，阳刚和阴柔的本质，任何孩子在走向异性恋未来的同时，会经历同志阶段，而这些性与性别身份不会全然消失，只是在走向异性恋终端的过程中可能受到压制。

　　弗洛依德如此坦然地谈论**，使美国公众大感吃惊，难怪他们起初对此并不加重视。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当精神分析学说初次传到美国时，正值改良运动试图扫除卖淫和其它非正统性活动，许多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公民希望达到某种“社会纯洁”，而这种“纯洁”就包括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一成不变的性别分类和诸多的性行为禁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洛依德的理论在美国的风行程度超过了欧洲。当他于１９０９年初次访问美国时，吸引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这些人孜孜不倦地在医学领域推广精神分析学说。更重要的是，当时心灵治疗、催眠和暗示疗法等已经在美国盛行，所以弗洛依德有关精神治疗的看法自然而然地在那里安家落户。

　　弗洛依德心理学打破了科学家在性研究方面的沉默，大大影响了社会对于**──特别是同志──的看法。“社会在性道德方面的种种规定──尤其是象美国这样的极端例子──在我看来是极为可鄙的。”弗洛依德在对一位美国同行的信中这样坦白地写道，“我赞成更为自由的性生活方式。”弗洛依德推动的革命使性受到了大声谈论，启示人们改变性生活的方式。

　　即便如此，弗洛依德对于同志的观点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赞美诸如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等历史伟人为同志，似乎暗示同志可以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而且同志者甚至可以成为天才！另一方面，他将生育视为不可避免的生物责任和性生活的必要目的。他曾写道：“选择性夥伴有一个隐含的条件，那就是这种选择必须指向异性。”相比之下，同志只是一种次优选择，因为它缺乏异性恋行为所具有的生育功能。

　　１９３５年，一位美国母亲写信给弗洛依德，谈到了她儿子的同志倾向。弗洛依德在回信中彻底表达了他对同志的看法：

　　“我从信中看出，你的儿子是名同志者，但你在信中总是竭力回避这一点。请问你为什么要回避这个话题呢？同志当然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并不是什么羞耻，更不是罪恶或者堕落，它不能被归类为疾病。我们认为它是性发展停滞所造成的某种性功能变异。从古到今，许多卓有成就的人士都是同志者，比如柏拉图、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等。将同志当作罪行来惩罚，是残酷的非正义表现。”

　　同志不是病，但同时是一种“发展停滞”，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自从弗洛依德去世后，精神分析学家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虽然人们可以说，弗洛依德的观点过于模糊，以至可以被任意套用在“正常”或“非正常”、“健康”或者“病态”的正反观点上，但弗洛依德在如下看法上是毫不含糊的：不应该禁止同志者成为精神分析专家。早在１９３０年，弗洛依德就在有关德国和奥地利将同志非刑事化的呼吁书上签名。他在那时候就为同志者说话，堪称同志权益运动的先驱之一。

　　“解决同志的问题并非精神分析专家的责任，”弗洛依德在１９２０年曾这样写道，“要将一个已经发展成型的同志者改造成异性恋者，其难度不亚于要将异性恋者改成同志者。”他认为，精神分析也许有助于解释同志的起源，但在“治疗”上却无能为力，但后来很多医生和治疗师在接受精神分析有关同志成因的解释时，却不接受同志不可治愈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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