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有关资料，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同志从公认的精神病名单中去掉；1998年，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精神病学会公开声明反对同志转变治疗；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志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看得出，人类在对待同志这种少数性取向人群的态度上是朝着宽容的方向发展的。在当代中国，按照一般的估计（普遍认为的3%比例），大约存在四千万上下的同志人群。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个数据，它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因为这个数据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总数！这些人尴尬的生活状态理应受到关注。

在西方国家，同志及其婚姻的反对力量主要来自宗教保守派；而在中国，同志主要面临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方面的压力，四千万同志者就只好被迫生活在“地下”。

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文化力有时是非常巨大的。中国人耻于谈性、谈性色变、“万恶淫为首”这些观念就是文化力在人们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今天的中国，在性革命羞答答展开的同时，要中国人一下子认同同志这种少数族群行为的确是困难的，包括我本人在内。在中国人的性意识里，性活动的第一功能就是生育，就是传宗接代；性活动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就是在异性之间进行的。因此，不可能生育的同志行为在绝大多数人那里被认为是怪异、有病和不正常的，作为少数族群的同志者也因此是遭到鄙视，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不幸。

在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力量也是同志者难以跨越的一条鸿沟。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通过社会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从而形成道德力量，同志行为当然会受到传统道德的“挞伐”。撇开同志行为不说，就异性性行为来说，在中国人的道德词典中，婚外性行为尚不被完全接受，又如何认同同志行为或者他们的性行为？事实上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下，诸如单身、离婚、丁克家庭这些生活状态几乎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也是受到压力的；相对于这样的少数族群来说，同志族群当然就更被认为是“不正常”了。婚外性行为、性聚会、嫖娼、***这些行为因为违反了传统的“一对一”原则而被认为是“道德败坏”，同志当然就至少被认为是“道德不好”了。

传统文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嬗变；道德版本也不可能在反掌之间得到某种修订，这样的客观事实当然需要尊重。不过，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理性地保护类似同志这样的少数族群应有的权利是必要的。同志既然不是病态，同志者就应该享有正常的生活，社会就应该给予他们正常的生存状态。在中国现行的法律当中，虽然没有任何法律对同志有所规定，“法无明文规定则非罪”，同志者的基本权利似乎不存在法律问题；然而面对四千万同志者尴尬的生存状态，假如能以法律的形式对同志者的权利予以明确规定，想必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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