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庭主义”下的同性家庭教育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性家庭的出现是多元化的表现之一。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婚姻与生育的社会规范对同性恋群体具有较强影响。那么，中国同性家庭的生育或养育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同性家庭育儿的隔代照料行为和模式如何展开？与异性恋家庭有何共同点或差异？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魏伟与研究生高晓君在《中国同性育儿家庭中的隔代照料》一文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文发表于《中国研究》2020年第1期。

魏伟从2015年11月起在长三角地区和四川省对同性家庭做研究，对14个已经生育或者即将生育子女的同性家庭展开了个人生活史的深度访谈。受访者的年龄在28至41岁之间，其生育形式通常包括形式婚姻内生育、国内或跨国代孕、精子银行等，这也意味着部分家庭的经济资本和跨国社会文化资本较为丰厚。

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导致中国的同性恋群体通常都要承受来自原生家庭的婚育压力。因此，形式婚姻以及辅助生殖技术成为同性生育的一种选择。不过，研究者发现，同性恋者的生育不仅是回应社会期待的结果，也可能是自主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可能被视为对父母的某种“补偿”，并且建立在期待父母提供照料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生育子女为同性恋者提供了向原生家庭“出柜”（向家人表明自己的同性性倾向）、获得父母接纳的途径。在大部分受访者的讲述中，与其说生育是“出柜”的手段，毋宁说“出柜”是基于同性家庭生育子女后需要得到父母支持的现实考量。有受访者相信，父母对于非传统生育方式毫无质疑是因为他们最关心的是子女“有一个小孩”。

研究者认为，这表现了中国家本位文化的特征。传宗接代是一项让家庭延续的重要“任务”，而一旦完成了生育，子女的性倾向就不再被视为严重的问题。这也体现了西方宗教影响下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排斥，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之不同。

父母参与同性家庭的育儿和日常照料，意味着与子女的同性伴侣或形婚配偶共同生活，这可能导致更为复杂的家庭亲缘关系及居住安排。研究者支持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阎云翔的分析，即中国家庭处于“下行性家庭主义”的整体趋势下，孙辈是家庭中的核心。由此，成年子女的性倾向、婚姻模式、居住安排都成为次要的因素。

事实上，研究发现一些父母是形式婚姻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提供了照料等育儿支持和“沉默”的接纳。事实上，隔代照料不仅为同性家庭育儿提供了现实支持，也使得父母在其间扮演一个角色，并且以他们的方式阐述同性子女的这种家庭模式，诸如“走了别人不敢走的路”“两个人（好伙伴）相依为命到老”等。也就是说，隔代照料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同性家庭的正常化，消解了这些家庭与主流异性恋家庭之间的差异。

此外，同性家庭中的孩子与祖父母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的联结，这将影响到血缘祖父母和非血缘祖父母在亲子互动中的角色和家庭的隔代照料。对于同性家庭来说，血缘祖父母通常提供更多的照料，不过非血缘祖父母扮演的角色在不同家庭中并不相同。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同性家庭则与异性恋家庭一样存在着代际冲突。

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研究者尝试通过阎云翔提出的新家庭主义视角来解释同性家庭育儿及隔代照料的现象。如果说平衡、兼顾偏离家庭利益的个体利益诉求是构成新家庭主义与传统家庭主义相区别的重要内容，那么新家庭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对市场竞争激烈、阶层分化加剧的现实社会经济状况的回应。同性家庭的育儿实践实际上与主流异性恋家庭处于共同的语境中，尽管这种实践可以被视为传统生育文化的延续，但同性家庭在达成生育期待的同时，也尽可能实现了家庭成员的性自主。

为了进一步了解上述研究，近日，澎湃新闻 采访了魏伟。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实录整理。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对象来自长三角地区与四川省，在样本的选择上您有哪些考量？如何考虑样本的代表性问题？

魏伟：选择四川，首先因为我是重庆人，在川渝地区长大，语言上也更方便，其次是因为我当年的博士论文也是在成都做的。选择上海是因为我目前在这里工作。整体而言，在选择样本方面，我考虑的是在学术工作中对田野点的惯性以及对样本进行长期追踪采访的便利性。

不过，本项研究中样本的代表性问题确实值得商榷，因为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文化差异。我们一般会觉得南方更加开放，北方相对保守，比如山东及其周边，更靠近儒家的中心，在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和一些性别问题上面，可能会和南方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这个问题我是意识到的，因此在后来申请其他研究项目的时候，也专门要把山东作为田野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农村地区也存在个别案例，但整体来看，同性家庭的生育还是出现在大城市里的一种比较中产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中国的南北方会有某些文化差异，但是田野点之间的城市性是不变的，因此南北差异就相对弱化了。

澎湃新闻：研究显示，大部分受访者选择隔代照料，但是生育成为“对逐渐接受自己性取向的父母的一种‘补偿’”，部分父母在知道自己有了孙辈之后似乎更能接受这个事实，也有父母并不质疑非传统的生育选择。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在原生家庭展现的复杂关系？

魏伟：我在文章里讲到了这种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再平衡。从传统家庭意义上来说，在家庭里我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这是对我的社会期待，我过了一种看起来也是蛮正常的生活，尤其是对选择形婚的人。从个人来说，建立独立、自主的同性认同，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追求个人的利益、欲望。所以最后的生育选择实际上在这两方面达成一个平衡，“同志”们（编者注：当代中国同性恋者普遍采用“同志”作为身份认同的称谓，后文中出现意指中国同性恋者的同志一词不再加双引号）既完成了社会的期待、家庭的责任，又实现了个人的欲望、个人的利益。

其实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同性恋、同性的情欲、同性性行为不一定是很大的问题，只要你能把情欲纳入到异性恋家庭中，比如说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子就生子，尽到了一个孝子、一个配偶、一个父母的职责，私下里有一点什么可能无伤大雅。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父母的行为选择和历史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只要我的孩子带来了孙子，他/她履行了作为一个儿子的责任或者女儿的责任，我觉得就可以。至于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完成其实不这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血缘关系，而传统上借腹生子等现象在中国其实也并不少见。所以说辅助生殖技术对于今天中国的同志来说最有意义的是能够帮助他们生育有血缘关系和基因联系的孩子。

在这个技术出来之前，除非进入异性恋婚姻，同性恋基本上不能生下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2004、2005年，我在成都做研究的时候，生孩子的事情非常少见。即便有的家庭可能收养远房亲戚家的、算是有某种血缘关系的孩子，但收养行为也很少见。不少同志们觉得我不能有自己的孩子，我就不要孩子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今天同志生育好像是个很先锋、很前卫的行为，但是它里面的很多逻辑还是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影响。

澎湃新闻：祖辈参与自己同性恋子女家庭的隔代照料，和异性恋家庭有何异同?对于同性恋者，形婚家庭与单身生育家庭在隔代照料上展现出什么样的差异？

魏伟：异性恋家庭中，孩子同时和父母都有血缘关系，但是在同性恋家庭中基本上只能和其中一个有血缘关系。因此一般一个叫做血缘父母，另外一个叫做社会父母（social parents）,这是两种家庭生育最大的区别。

从我现在研究看来，一般来说都是由血缘关系一方的祖父母来参与照料。另外一方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话，即便他承认子女的同性恋关系，也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参与照料。比如我采访的一对男同，他们两个就达到理想结果了，孩子是龙凤胎，分别和两个爸爸有血缘关系。双方的父母都过来照料孩子，但是他们就会发现父母比较偏心，他们往往对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投入更多的关注。

如果在形婚家庭中生孩子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与双方都有血缘关系，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和异性恋家庭就是一样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谁有时间，谁对这个关系更接纳，就可能就来照料。

如果是单身生育就没有办法了，肯定是自己的父母来带。从我的研究来看，单身生育隔代照料的比例最高，如果不依靠祖父母，就需要去雇佣保姆。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结果在公开分享后，引发了网友争议。您在研究中提到，“隔代照料有助于同性育儿家庭在社会层面的正常化”，针对目前社会对同性家庭生育的接受度，这样的“正常化”是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魏伟：有网友认为同性家庭生育是“自私的”，我想问一下异性恋父母生孩子是否也考虑了孩子的感受，或者是征求了孩子的意见？他们也没有，尤其是现在的闪婚等行为，其实也可以说是自私的，但因为它更主流，就不会受到这样一种拷问，所以我觉得这种言论其实是有问题的。

而且今天大城市中很多异性恋家庭也不生孩子，他们可能觉得是对个人自由的干预，或者养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志家庭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甚至非常优越的成长环境的话，为什么不能生孩子呢？而且西方的研究也已经证明同性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和异性恋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其实没有多大差别，甚至在有的指标上，比如超越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同志家庭的孩子表现更好一点。

从西方来说，同性家庭的主流化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变得明显。早年同性恋者既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孩子，因此组成同性家庭其实发生在特定语境的变化下，比如当年的艾滋病危机，同性恋者对结婚提出了很高的需求，因为在美国医疗保险是可以覆盖配偶的。如果你不能结婚，你就不能享受保险福利。所以大家觉得婚姻很重要，婚姻能带来很多的好处，才开始要争取结婚。

像这样的主流化，我觉得在全球范围是一个趋势。在中国来说，首先我们没有宗教，尤其是原教旨宗教对同性恋的反对，因此社会对同志结婚、生孩子的反对的力量至少从现在看起来没有在西方那么强烈。

另一方面，中国的家族文化强调传宗接代，我们所讨论的隔代养育反而为同志的社会融入提供了一个更为合适的环境，但是如前所述，其中需要去重新平衡个人的利益、欲望和家庭的需求、社会的期待之间的关系，而每个个体由于所处的情境不同，平衡点也会有所不同。

澎湃新闻：从“新家庭主义”角度考虑，同性家庭育儿在哪些方面需要得到社会更好的支持？

魏伟：阎老师说的新家庭主义主要是强调在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重新协商和平衡，生孩子本身就是个很重要的策略。

那么同志家庭在需要哪些方面需要得到社会更好的支持，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今天同志家庭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污名化的挑战，到底是是由同志家庭自身造成的，还是由社会的歧视性观念甚至政策所带来的？这是需要反思的。现在西方的学者认为同志家庭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些家庭自身带来的，而正是来自于社会的一些歧视性政策。

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家2015年发布的《*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只要申请人能提供亲子关系证明，就可以给孩子上户口，而此前，单身人士无法给孩子进行户籍登记。新的政策虽然在中国从人口控制转为鼓励生育的宏观大背景下出台，但它确实也为同性家庭生育提供了社会保障。因此2015年之后，我的很多访谈对象都给孩子上了户口。

此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正视现在家庭多样化的趋势。你可以想象30年前一个离婚家庭的孩子会面临某些挑战，或者今天单亲母亲带孩子肯定也会有困难。不论是说单亲母亲不合格，还是离异家庭就一定不幸福，这其实都未必，反而是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可能导致了某些问题。社会环境中，尤其是教育环境中对性别多元、家庭多元观念的包容对同性家庭的社会融入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