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婚姻与“接触理论”

盖洛普民调1996年第一次调查美国人对法律承认同性婚姻的看法时，只有27％的美国人说他们支持同志结婚。今年5月，这个数字增加到55％。事情为什么会像这样演变？有关报道一般认为，这不是政治人物与政治运动推波助澜的结果，而是舆论自然演变造成的——美国人发现自己越来越了解男、女同性恋者，与他们相处越来越自在，也开始接受他们有关人权的政治要求。

　　大量社会学研究成果也证实此一看法。这些研究显示，人际互动可以匡正偏执的观点。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项名为“接触理论”(contact theory)的假设，如今越来越红，因为许多转而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改变观点都与这项假定有关。*总统2012年说，他的孩子有一些朋友是同性伴侣带大的孩子，他之所以改变对同性婚姻的看法，就是因为与孩子的这些朋友有所接触。翌年，原本坚决反对同性婚姻的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Rob Portman)也宣布改变立场，因为他的儿子是同性恋者，影响了他。

　　加州地区近来还进行了一连串罕见的实地实验，测试与陌生人的接触是否也能在有争议的议题上加速改变个人看法。发起这项实验的弗莱舍(Dave Fleischer)是政治活跃分子，在8号提案(Proposition 8)于2008年通过后移居加州。加州8号提案是一项州宪法修正案，内容否定了加州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弗莱舍的这项实验，在同志过去认为对同性恋很友善的加州进行得很好，还在民主党人聚居的洛衫矶县赢得多数支持。

　　弗莱舍与他的“投票争平等”(Vote for Equality)团队派出志愿者，针对当年支持8号提案的洛杉矶市郊几个选区进行挨家挨户拜访，问选民为什么反对同性婚姻。弗莱舍说：“我做了40年的游说、拉票工作之后，才想到这个点子。”他于2009年1月展开这项实验之初，设计的第一份问卷基本上只有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对男、女同性恋者结婚有什么感想？”以及接下来的：“能请教你为什么这么想吗？”在问这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指示志愿者们“可以视情况，向受访人浅述个人看法”。他派出的许多志愿者是男同性恋者。这项指示鼓励志愿者们向刚谋面的陌生人倾诉心声。

　　经过1.1万次登门造访后，很显然，仅仅与一名同性恋者交谈这件事，已经能使原本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不再像过去那么抗拒同性婚姻。这些访谈的时间往往能持续20分钟，甚至更久。弗莱舍说：“就受访选民的观点而言，我们进行的是非常低调、丝毫没有压力的谈话。我们与他们进行一对一私下交谈，谈话内容也只有你知我知。选民聆听志愿者的心声，不加任何判断。让他们，事实上还鼓励他们，讨论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事。像这样的交心，人生能有几回？几乎绝无仅有。”

　　弗莱舍于2013年会晤格林(Donald Green)。格林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选民行为的教授。格林说：“我的原本看法是，长期固有的态度转变过程会很缓慢，而且就算你改变了它们，接触结束后不久，旧看法仍会故态复萌。”格林同意协助弗莱舍测试这项“接触理论”假设，还为他引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拉克尔(Michael LaCour)。

　　拉克尔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就读期间设计过一项实验，让受试者在Facebook上阅读友人有关“I'm Coming Out”(编按：这是Diana Ross的畅销歌曲，之后成为同性恋者的代表歌)的帖子，然后观察受试者对同性恋看法的转变(Facebook当时拒绝与拉克尔合作进行这项实验，因为该实验推动某种政治议程)。拉克尔与格林共同设计了一项实验，评估弗莱舍的志愿者，在真实世界中对选民观念造成的影响。

　　拉克尔派出“投票争平等”志愿者，在8号提案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几个选区造访约1000户住户。通过随机抽样，志愿者对有些受访住户讲述弗莱舍的同性婚姻观，对另一些住户则只谈一些不痛不痒的环保回收议题。拉克尔还登记成册，记录哪些选民曾接受同性恋志愿者造访、讨论弗莱舍的同性婚姻观。之后，对住户进行的后续调查显示，在100分满分的“感觉温度计”上，曾与同性恋志愿者讨论同性婚姻的选民，转而赞成同性婚姻的人，比例增加了两位数，比那些接受非同性恋志愿者造访的选民，态度转变比例多了将近一倍。

　　这是接触理论的实践。讨论同性婚姻的经验，似乎能让人像受到震撼一样，立即重新考虑他们在听到门铃响、出来应门以前，自以为深信的观念。拉克尔问道：“你或许有同性恋同事，但他们会与你直接讨论这个议题吗？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找上门来(谈这个议题)，不仅令人不安，而且非常怪异。”针对那些与(曾经接受志愿者访问的)选民住在一起的人，拉克尔也做了后续调查，结果令人称奇——他们的意见也改变了。在志愿者离去以后才出现的有关对话，使人改变主意的效果之强，几乎不下于选民与志愿者的原始对话。而且在事隔一整年以后，这些效果仍然显著。

　　对那些想在争议性社会议题上改变选民意见的人，这些发现提供了令人振奋的前景。格林已经在德州展开一项实验，由拉丁裔志愿者以民主党人身份向拉丁裔选民拉票。他还在为另一项实验进行筹款，准备招募志愿者以枪械暴力受害人的身份游说选民，推动枪械管制(这样的设计可以轻松反其道而行，只要让志愿者表示他们是枪械拥有人就行了)。格林说：“对于想将这理论付诸于行的人来说，问题在于，用多少水加以稀释以后，它仍能保持一些冲击？如果对话时间不到22分钟，是否仍能改变人的主意？”

　　弗莱舍目前正在协助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洛杉矶分会整顿它的游说拉票做法。计划生育组织洛杉矶分会行政总裁(CEO)唐莱普(Sue Dunlap)说，由于洛杉矶分会未能阻止加州通过几个全州性公民投票案，以决定未成年人堕胎是否必须先照会父母，分会领导层认为它过去运用的传统倡导策略已经失败。现在分会开始尝试弗莱舍的做法。唐莱普说：“我们希望为选民制造空间，让他们有错综复杂的感觉，而且仍能迈步向前。”

　　不久前一个周六上午，几十名志愿者聚在加州惠蒂尔受训。训练师告诉他们，在访问选民时，首先要请选民以从1到10为准，说明自己对堕胎权益的支持度。接下来，真正重头戏上场：志愿者要与选民讨论他们本身的堕胎经验。一位名叫米拉齐(Virginia Millacci)的训练师建议志愿者们：“要用自我表白的方式，营造与选民的相互信任与了解。能把我们自己在选民面前毫无保留地摊开，回报会十分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