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力下我选择了XH

这是肖建（音）的第十次相亲，但结果并不美妙。几分钟之内，他发现自己已经遭到了拒绝。理由：他太矮。

肖建并非在寻找爱人。作为一名同志男子，他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婚姻，来缓解家人要求他成家立业的压力。

1997年，中国将同志行为合法化，此后的2001年，该国又将这一行为从精神病的官方清单中撤除。不过，在一个家庭从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里，同志者的耻辱地位不仅依然根深蒂固，而且伴随着父母们对于结婚成家并延续家族血脉的迫切压力，这种现象甚至有所强化。

张北川（音），一位自1980年代起便研究同志现象的青岛大学教授估计，在这个国家，介于十五到六十岁之间的男女同志者大约有三千万人。

他们中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最终都结婚了”，他说。

在中国，即便子女已经完全成年，但父母依然在他们的生活决定中起到主导作用。违抗父母——比如，拒绝结婚和延续家族血脉——被当成极为悖逆的行为。

因此，许多同志者正在寻求XH：一名同志男子和一名同志妇女（有时或是一个异性恋妇女）将会结婚，以避免双方父母和亲属的烦恼。他们通过朋友或是互联网相识。结婚之后，他们无需生活在一起，许多人仍旧会维持与自己同性伴的关系。但在家人面前，他们的举动就像一对真正的夫妻。

父亲的压力

对肖建来说，二十八岁只是刚刚过了当地的理想结婚年龄，看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父母要求我结婚，因此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不能让他们不安”，他说。“尽管我不赞同他们，但我不能挑战他们”。

他的决定是经过数年与家人的争吵和个人的焦虑之后做出的。肖建的叔父，一家位于北京的著名医院的医生，曾询问过他的性取向，并将他拉到一家精神病医院参加一次测试，以确认他并非“变态”。

今年二月，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作为对父母要求他结婚的激烈抗议，他把自己的头撞向一堵墙。这种极端行为为他赢得了片刻喘息，但不久之后，他们便恢复了对他单身生活的数落。

这场争执的结果完全可以预料，肖建（他要求不要透露自己的全名）别无选择。“我的父亲或是母亲会去寻死”，他说。“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是村庄里唯一一个畸形的现实”。

在农村地区，因为婚姻而产生的压力更大一些，比如肖建家乡所在的，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庄。在那里，他的亲属和邻居都在密切关注他。保持单身时间太久，一些有关此人身体或精神可能异常的闲话便会传播开来。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询问。有一些职位，比如军人或是公务员，结婚是得到晋升的必要条件。

在顺从压力之外，许多年轻的成年人要依靠来自父母的财政支持。北京的平均薪水为3700元，大约为550美元，这只够人们在这个日渐昂贵的都市中勉强维持生活。

林语（音）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是爱知行研究所负责同志的一名项目员。该机构位于北京，是一家预防和呼吁关注爱滋病的群众性非政府组织。虽然帮助过许多同志男女保卫自己的权利，但他知道，自己最终会完成一桩XH。他每月的收入是3000元（440美元）。

“中国人没有任何保障。如果丢了工作，我就没法生存”，他解释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只能依靠父母生活，购置公寓也成为泡影。因此，挑战父母是不现实的”。

XH并不简单

乍一看，一桩XH似乎是追求个人自由和满足父母要求之间的极好妥协。

不过，正如肖建所发现的那样，寻找一个伴侣并不容易。即便没有感情的需求，也不需要彼此相爱，但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配偶仍旧非常困难。约会成为一系列商务谈判，常常就像讨价还价。

“这太难了”，肖建说，过去两年中，他一直在尝试寻找合适的伴侣。

同志男子发现，自己的议价能力往往更弱。因为在中国，男人负有延续家族血脉的责任，父母对他们娶妻生子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因此，试图寻找XH的男同志者要远多于潜在的女性配偶。

而妇女则成为买方市场，她们可以设置极高的标准。

尽管许多夫妻婚后并不在一起生活，但女人仍然要求自己的gay“丈夫”相貌英俊，有一个稳定工作，足够的储蓄，以及在这个为不动产而疯狂的国度里——要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公寓。

肖建的上一次约会对象，她的英文名字是“若依”，在做出因为他的身高而终止这笔交易的决定之前，只花了三秒钟时间来打量他。

“我为了自己的父母而寻找XH”，同志者若依表示。“他们肯定不会满意他的身高。既然这么做了，我就要设法让父母满意”。

多数时间，财产是绝大多数这类“夫妻”们“最大的关注”。爱知行的法律顾问刘薇（音）表示。

他们必须就是否要孩子，以及怎样照料双方父母而谈判，她说。

婚前协议可以保护彼此的财产，但“像夫妻是否要孩子这类问题，却很难形成合法的条文”，她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