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已婚同志的世界：一场不能落幕的戏

母亲的固执和“慷慨”

苏晓是一个高高的漂亮的女孩子，在认识她女友任鸣凤之前就在北京的同志圈子里“混得很开”。

苏和任是在同一个单位共事时认识的。在此之前，任并不知道自己是名同志者，甚至没听说这样的人。“我一点也不知道同志，更不会想到同志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二十四岁的任回忆四年前她们认识的情景时说。

“她总是接近我，对我好。”任接着说。苏的为人和性格取得了任的信任好感，两人的关系走得更近了。

“我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很平淡，找不到相爱的感觉，有一些应付。而跟她在一起，就很踏实，有激情。”二十岁的任从苏那里第一次尝到了恋爱的滋味。“就象一层蒙了二十多年的纸，要在这时被这样一个人捅破，我所有连自己都不知的秘密一下子敞亮了。”她说。

“当时她有男朋友，我喜欢她，但没有把握，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苏为能最终胜过那个男孩子赢取任的爱感到自豪。两个女孩在工作上相互帮助，生活里互相关心，感情一步步升华。99年4月份，也就是相识一年后，二人正式确定恋爱关系。

随后，为了拥有两人单独的空间，任搬出了她在北京寄住的家，在外面租房。但是苏只能瞒着父母与恋人偷偷约会。“我的情况我父母隐约知道一些，他们是极严厉固执的，但我妈妈说她宁可把我打残废了也不会让我去选择这样的生活。”慑于家庭的压力，苏晚上回家从不敢超过十点，这给她的爱情带来重重困难。

“我是改不过来的，我不可能回到父母期望的生活中去，我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苏想到了以假结婚的方式瞒过父母。当这个念头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希望。

家庭对于这对恋人来说，并不是同样的窘境。任的母亲那时也从东北来到北京，和任住在一起。任将自己与苏相爱的事情主动告诉了母亲。“我跟我母亲关系很好，什么事也不会瞒她，而且我觉得这么大的事，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如果她有一天知道真相，这种伤害会比我现在告诉她更深。”任的母亲虽然并不支持女儿，但是她在处理这件事上显得理智得多，她默默地望着女儿与苏在眼前快乐地生活，但与之保持距离。

“她总以为我们这种关系是不可能长久的，她在等待我们分手，然后我回到她的身边，回到传统安排的生活中去。”任对她母亲的“慷慨”有另一番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究其原因，我是她的女儿。这也许就是亲情的伟大。”她说。

婚姻名义下的一场盛事

苏将她的苦衷告诉了她的一个男性同志朋友，并在这个人的帮助下认识了一位与她有同样家庭压力的男同志马远征。马那时已有了他的固定男友许国良，一位来正在部队服役比他大一岁的军官。和苏一样，马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面临老人连绵的对儿媳妇的要求。“其实我的父母倒也没什么，传宗接代的观念并不是那么强，重要的是，他们受不了周围人对这样一个儿子的嘲讽和歧视。”三十一岁的马说。他决定给父母尽快找一个“儿媳妇”，以便他和许的爱情不受打扰。

无论苏和马的性别如何，他们都面临来自婚姻家庭的压力。“我根本不问对方的学历、经济能力等等这些一般准备结婚的人关心的问题，只要对方长相过得去，彼此性格差异不太大，交流起来不是很困难。最重要的，只要我父母看着满意就行了。”显然，对婚姻相同的期望和许诺是苏马二人在组建“家庭”这件事上一点也不费周折。在这件事上，彼此考虑得最多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自己的父母。婚姻在他们看来，是彼此最适合抵御世俗的外衣。所有来自世俗的地位、名望等全不象异性恋交友那样慎重而被左右。他们知道，相对于各自爱情的艰难，这些世俗功利实在太浅薄了。

“当然，我们事前会有一个约定，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得周密些，权责明确。”直到此时，这对同志者才认为到了“该负责任”的时候了。经过他们和他们的爱人缜密商议后，由在人大攻读法学硕士的许起草一份“合作协议”，明确界定房子等财产的所有权，尽可能详细地规定了诸如赡养等权利义务。协议还规定了自己的财产将以遗赠的方式使真正配偶获得继承权。这份长达四页的协议放弃了结婚证上登记的夫妻“身份权”。

“最后修改后，我们会把它拿去公证，这是最具法律效果的。”许说。显然，四人不希望因为一些意外导致法律上的权责混淆。

因为同在北京，双方父母“亲家”肯定会经常来他们的“家”走动，为了减少来自两家父母的干扰，四个人商量，由其中一位北京本地和另一位外地籍的结成“夫妻”。

准备好这一切，一幕四人合演的戏正式开始了。

他们的父母恐怕实在想象不出来，这四个人合谋了一个怎样的惊世秘密，这些老人们这个时候关心的已从儿女的婚姻问题转移到诸如孩子和赡养的问题。“我们都不会要孩子的，我们已经给了父母想要的‘家’了，孩子的问题就不再成为压力了。我们会以其他形式给父母尽孝，比如多给些钱。”在这四个同志者眼里，世上最难过的是“结婚”这一关。“婚姻”内外的人自然地以他们处世的经验筑起一堵墙，过了“婚姻”这一关，人们此时似乎关心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更多的是这堵墙了。站在这堵墙的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