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志禁忌

中国社会对同志的宽容度在一点一点地扩大，然而它依然是一个陌生而有着潜在禁忌的话题四年前，28岁的周丹在网站上以实名公开了自己的同志身份。他预料到了人们的惊愕、父母的痛苦引发的“家庭大地震”以及朋友的疏远。但是，他没有预料到，四年后他应复旦大学邀请走上《同志研究》的讲台。这位口若悬河的律师坦言，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开设这门公共课，着实是始料未及。他说：“在中国，长期以来，同志都是人们私下谈论的话题，同志群体也一直被偏见和世俗伦理重重围困。”直至今天，仍然有许多“圈内圈外”的人质疑“周丹”是否是他的真名。如今，复旦大学首开先河，开设同志研究课程。2005年9月7日是开课第一天，只能容纳100人的教室，至少挤进了180人。“到处都挤满了同学和记者，连地板都看不见了”，复旦医学院临床专业的洪长达回忆说，“在学生的夹道欢迎下，老师终于站到了被挤得不足几平方米的讲台。”洪长达最后是靠在教室的窗口外，听完了第一堂课。“如此多的人选修这门课，说明很多人对同志现象是陌生的”，负责该课教学的社会学系副教授孙中欣说，“《同志研究》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社会性别与同志、同志的跨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知识，逐步消除对同志的忽视和偏见。”“为本科生开设有关同志的公共课，尤其是在非医学专业以外开设，在全国高校中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大学教育对长期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的一种‘反歧视呼吁’，更是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呼吁。”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高燕宁教授说。2003年以来，高教授一直任教一门名为《同志健康社会科学》的课程。但是，该课程是为研究生开设的。到目前为止，只有1745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同志是以同性为对象的性倾向与行为。从被认为是犯罪、被绞刑架处死，到被冠以性变态，再到被一些国家政府承认，社会对待同志态度的变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997年，中国新《刑法》取消了“流氓罪”。这被有关学者看成是中国同志非刑事化的标志。因为该“罪行”曾常常被用来惩处某些同志性行为。2001年4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将“同志”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志非病理化。而此前，同志被归类为性变态。“同志的非刑事化以及不再把同志视为病态，表明社会越来越进步和宽容”，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欣慰地说。杜本人就是同志。亲身感受告诉他，对同志歧视来自于误解和无知。因此，他决定资助复旦大学开设这门课程，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和文化角度对同志进行全面研究。牧羊(化名)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几个与同性“结婚”的同志者。在他看来，《同志研究》课程，更具象征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社会朝着理解、尊重同志的这种情感方式的方向前进了一步。限于我国传统习惯、民族风俗、社会开放程度等原因，同志的性倾向和性选择往往被人们视为是与传统道德秩序严重悖离的病态的性取向。同志群体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更是遭到世人诟病。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导致了同志者多不敢公开身份，从而选择了违背自己性心理的所谓“正常人生活”，或是偷偷摸摸的进行“地下活动”。为了摆脱自己喜欢同性的心理，来自大连的牧羊采用了各种办法，包括参军、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以期树立“男子汉气概”，但最终被压抑得精神异常。他说：“我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阳刚之气，试图让自己像其他男孩子那样喜欢异性，却都没有效果。直到读了李银河博士的《同志亚文化》后，我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傻。我不希望其他的‘同志’重蹈我的覆辙。”近年以来，虽然我国同志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改善，但是专家普遍认为，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处境依然艰难，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家庭的不理解。牧羊的父亲孙老先生在得知儿子是同志之后，一度愤怒地要杀死他。“当时我就寻了食堂里的菜刀去砍他，”孙老先生回忆说，“被他妈妈拦住后，我不死心，又偷偷准备了两大瓶汽油和炸药，打算跟他同归于尽。”家庭的压力让牧羊不得不离开家乡。临行前，他给父母留了一封信，希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长达14页的信上印满了儿子的泪迹，老人的心软了。牧羊的父亲不但接受了儿子和他的男友，还拿出15万元的积蓄给他们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快乐幸福，至于儿子爱的是同性还是异性，只要不犯法，就不重要。”老人说。不仅如此，孙老先生静下心来读了不少有关同志方面的书和资料，认识到同志也是正常和健康的。结果，他成了“同志”工作组“大连彩虹”的一名特殊“志愿者”，常年义务为“同志”发放安全套和健康资料，宣传艾滋病防控，给同志群体带来了亲人般的温暖。现在，大连的同志们，称孙老先生和他的老伴为“老爸”、“老妈”。2006年9月1日，孙老先生开通了国内首条“同志”父母热线。他说，热线不仅为了与困惑的“同志”及其父母沟通，也为有危机的有关家庭提供帮助。“过去，我也对同志有偏见和误解。但通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和普通人群没有太大区别。”牧羊是众多隐姓埋名的同志中的幸运儿。据权威估计，中国约有3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