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笔下的同性情

白先勇的长篇《孽子》发表后，引起评论界纷纷扬扬的各种争论，关于它的主题思想的说法，就有好几种之多，其中，关于《孽子》是否以同志故事为主题，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孽子》说的是同志故事，"第一次一个作者不用曲笔、不用隐喻、不带偏见与歧视，严肃而认真地把同志者的世界呈现出来。"（乐牧）。①陆士清指出，"当然它不是一本探索同志成因的著作，也不是同志面面观，它写的是同志王国，同志者的失落与追寻，同志者的社会伦理。"②另一种意见以龙应台为代表，认为小说中"同志只是一个可有可无、装饰用的框子。……如果把书中所有同志行为都改成另一种罪行――譬如说，吸毒，或偷窃――整个故事仍旧能够照章发展，不失去什么。……《孽子》中的冲突，是所有生活在黑暗中的边缘人与正常社会的冲突，不是同志世界特有的冲突。"③龙应台的看法有其根据，但也颇有偏颇，因为小说之所以突出，根子还在于同志这一"敏感"题材，真若将同志行为替换成别的罪行，则也许就不会引起这么多关注了。但笔者认为产生这两种论争的主要原因，其实在于白先勇本人在创作中对同志世界"既敞开又遮蔽"、左右摇摆的的创作心态：在题材上，白先勇是第一个吃螃蟹者，突破了描写同志世界的禁区，首开风气，成为同志者这一社会文化生活中长期被噤声的少数群体的代言者，开阔了读者的阅读视野，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具体的描写侧重点上，白先勇却又稍显保守趋向，他自己也坦言，"《孽子》所写的是同志的人，而不是同志，书中并没有甚么同志的描写，其中的人物是一群被压迫的人。"④或许这应考虑到白先勇创作《孽子》的时代背景：小说动笔时是1972年，当时美国社会正处于1969年石墙事件后的同志争取主权运动风气日盛的时期，关于同志的讨论、著作十分兴盛，白先勇或许是受此社会风气的鼓励，而起了为台湾的同志们写作的念头。作为一个发为新声者，白先勇虽已在美国得风气之先，但面对台湾社会对同志现象仍未"开禁"，社会主流对同志是持否定、排斥的道德态度的现状，由于自身和社会的种种原因，他还不能对同志现象作深入的探讨，还不可能走得太远。白先勇自述在写作过程中，尽管"故事都是现成的"，⑤但还是写得十分痛苦，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分，"写得特别艰难，"等小说全部连载完已是1983年。这种艰苦漫长的写作过程，也正体现了他作为文字意义上的父亲，为"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注入同情关爱，并与他们一起，共同在黑暗中探索、寻找救赎的出路的过程。

白先勇声称：他要"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同志的问题，去写一个中国人的世界。"⑥指出《孽子》所描写的感情和问题与欧美同题材小说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书中人物的处境既有其普遍性，但同时又因为社会和传统的不同，也有特殊的一面。"⑦确实，中国社会的父权制影响深远，整个社会制度格局常常是以家庭的格局为比喻，都是以父或抽象的父为中心的。被父亲接纳，往往意味着也得到了社会的接纳，向父亲的回归、对家庭亲情的向往，也就成了同志者心目中一条通往救赎的必经途径。因而，白先勇并未从个体生命存在的角度去深挖任一人物，小说只揭示了可供公众讨论的众所瞩目的那部分原因与结果，但同时也遮蔽了关键的一些属于生命之谜的东西，也就是"同志"本身――主要从个体所处的社会、家庭、人际关系、现实命运遭际等外部因素去探究人生的种种苦痛困惑，爱恨悲欢，而不是以钻进心灵世界的隐秘角落为手段，去刻画人物，揭示人物的生存困惑，这也就是"中国式"的稳健平和宽厚的风格吧。

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全书从总体上看，呈现这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式"的风格：对同志现象欲言又止，既不能避而不谈，又不想说到太隐秘太惊人太犯时忌的地方。在希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理解同志者的目的之牵引下，小说不知不觉向着时代所能给予同志者的一般理解极限靠拢，于是乎，越到后半部分，这些人物身上作为同志者的特殊之处越被淡化，"孽子"之所以造"孽"被轻轻掠过，突出其作为"人之子"，尤其是作为"被压迫的人"所共有的普遍化的经历，比如被迫卖身的无奈辛酸，对亲情温暖的渴望，对理解的铭记感恩，对新生活的不懈追求……不知不觉间，在人道主义关怀的旗帜引领下，作者成功地使读者把对下层社会不幸生活的同情和对同志地下世界的同情联系等同起来，"同志的人"这个概念得到了"受压迫的人"这个更广泛、更具正面色彩的概念的笼罩和保护。小说发表后受到各国、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普遍承认，应当说也是部分地借助了这一写作思路的功效。而对于小说本身的情节发展而言，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吞吞吐吐的叙述策略，使得小说从对同志黑暗王国作大胆探秘的姿态开篇入手，最后却如金蝉脱壳，变成了在同志世界与正常世界的临界点上的反复探寻和咏叹，并以越来越符合社会正统道德的期待面貌的同志者的新生而结束。

细究起来，《孽子》实际上包含着互相排斥的双重结构。从表层结构看，《孽子》讲述的是"放逐与回归"的主题，可以说是一部"寻父记"，记录了一群被主流社会放逐的同志者渴望获得外部世界认可的艰辛挣扎与沉浮，是被父权社会放逐的孽子们渴望回归主流社会、被父辈们重新接纳的"一把辛酸泪"的心声吐露；但从深层结构来看，它讲述的是孽子们寻找自我的主题，是一部"同志们"寻找非正常的情感投射对象，谋求心灵的安宁与解脱的"寻梦记"，它指向这群青春鸟的最隐秘的内心世界，真情流露，却又总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迷惘。前者是公开显露、一再渲染强调的显主题 ，而后者却是隐含的，避免深入的，甚至是模糊的隐主题。这两个主题密不可分，前者以后者为内核，方显得独特而震撼人心；后者以前者为首要表现方式，方才得以"浮出地表"，并构筑了沟通传统主流社会与同志者地下王国的渠道。这两重主题时有交叉，如对青春鸟特殊的情感寄托的追寻中，正包容了对父爱的渴望。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这两重主题却呈现出互相疏离、此消彼长、而又不能彼此或缺的内在张力。这也是小说主题引起争论的原因所在。作者夫子自道，他写《孽子》时，本来是要写同志，后来却发现实际上写了父与子、灵与肉的冲突。这话正道出了同志者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自身这两重主题的纠缠回绕。当父与子的冲突日趋平静，在彼此心灵深处达成了谅解之后，灵与肉的冲突并未随之得到解决，相反，它被掩藏起来 ，在关键点上悄然避开，并逐渐被父子冲突主题所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