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长的同志爱情（三）

比家庭更大的压力来自外界。“我不和一个女人结婚在单位同事眼里就是一个怪物，而如果一个男人老来找我，岂不更落下话柄？所以，我决定辞职。” 1986年春，主动打破“铁饭碗”在那时还不多见，没有人清楚李为何这么做。

　　一年后，出于同样原因，王辞去了他的中学英语教师职务，成了一名无业者。“只要我们俩人能在一起，什么牺牲都可以付出。人还是应该勇敢一点，只要有双手，在哪种环境都可以生存。”王说。离开人言丛生的单位，两人感到一种被释放的自由。

　　在中国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抛开皇粮对于城市人来说等于剥夺生存的基础，辞去公职的王、李只能自谋前程。当时两人身上的钱加起来不到二十块，生计成了摆在这对同性伴侣眼前最紧迫的问题。“当时没有什么出路可供选择，我们想到了收废品，因为那几乎不需要什么本钱。我们在收到的旧书报中挑出比如教材这样有用的书拿到地摊上卖，没用的就卖给废品收购站。”当过教师的王说。第一天的收入超过六十元，这让二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仿佛看见新生活的曙光就在前方。

　　有了做生意的经验，两人就专门从垃圾站里淘书，不管刮风下雨，成都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两个骑着自行车专跑垃圾站的年轻人。很快，在最繁华的春熙路上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书摊。书摊越摆越大，王、李后来做起了书刊批发生意。由于李的才干，他还被当选为成都书刊批发协会的会长。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数年里，他们主动放弃旧体制下的衣钵自谋生路，这反而促使他们家庭的原始资本快速积累。1996年，他们在成都以各自的名义买了两套房子，搬出大杂院。事业上的成功也使他们在当地远近闻名，当地媒体以《闹市凭添书卷气》为题头版头条报道了他们的红火书业。所有知道这对新闻人物的人，对他们的勤恳自立表现出无限敬意，但没有人知道新闻纸背后更多的故事。他们的爱情被掩护在纷繁的人事之外。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观念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摆地摊会被人瞧不起。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说真是又苦又脏，但是我们过得很充实很愉快。”王回忆着当年的创业史百感交集。“事业上的成败对我们都无所谓，唯有爱才是唯一的，只要爱在，一切苦难对我们都算不上什么。”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让这对同志者领悟到了真正的人生况味。

　　三个男人的家

　　儿子的养老问题一直让李父放心不下，在二人结婚的这件事上，李父妥协的最后一个条件是，李必须在他有生之年领养一个孩子，这样在他百年之后，才能放心。“只要允许我们在一起，我们几乎答应他们的任何要求，对于领养孩子，我们同样没有犹豫。”于是，在父母的怂恿下，李领养了成都郊县本族一个农民家中十三岁的军。由于贫困，军很早辍学在家帮助父母干活，瘦小的军看上去才十岁的模样。

　　为了让军成材立业，李将他送到成都较好的住宿学校读书，直到大学一年级由于他患病停学为止，王、李二人花在他身上的精力和爱使这个男孩子完完全全地融入到这个特殊的家庭中来。现在，已二十四岁的军帮助养父打理商店的生意，并且交了女朋友。“我们的关系没有对孩子产生什么不良影响，相反，我们处得很融洽。”李说起儿子来乐得合不扰嘴。“我的一个动作，王知道我要抽烟了，就递过来打火机。军会不失时机地打趣我们‘心有灵犀一点痛’。”李笑着说。

　　按照族规，军称呼李为“二伯”，称呼王仍然是“叔叔”，但在开玩笑时，军会调皮地称呼李为“爸爸”，王为“妈妈”。在记录这个家庭的生活照片上，军甜甜的笑容和大方的举止已让人看不出他贫穷的童年时光。

　　在王、李宽大的家中，军的房间被安排在他们卧室的隔壁。由于军的女朋友也住在他们家，二人便专为这个女孩在楼顶花园盖了一间小屋，以免女孩在这三个男人中间穿来穿去“不方便”。王、李相信“未来儿媳妇”是知道他们关系的，尽管他们从未从这个女孩子口中听到任何不适的反应。“她已走进我们的生活。如果爱军，她是可以接受她爱人一切的，如果不能接受这些，这种爱也是靠不住的。”王、李甚至对将来的“亲家”也表示了和睦相处的希望。

　　军在外人面前从不提自己的家庭，但是在王、李面前却显示出作为儿子的责任感。“我们不管是谁生病，他都陪护我们，给我们端茶送水、嘘寒问暖。”点滴之间的关心让王、李为养子感到骄傲。这种情景被外人看在眼里，传为佳话。

　　显然，在这三个男人的家庭里，他们正享受着与多数人无异的天伦之乐。“十七年了，终于明白，我们选择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这对同性伴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