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夫妇虽然厌恶同志，但并不能影响更不能剥夺同志这个“少数人”的实际利益。他们既不是神父也不是宗教裁判所，并不能从**或教权的角度给同志群体进行实际定罪；

反过来，同志群体对吕氏夫妇的抗议，也不能剥夺他们作为演员拍电影的权利，虽然某些院线因为据说是“迫于同志群体的压力”怕影响生意而拒播电影《堵车》，这有可能导致吕氏夫妇的经济损失，即便是这样，也应该视为正常，其原理很简单，电影本来就是一个以赢得最多观众为事业和经济成功的产业，既然你发表了一部分社会群体或是很庞大的社会群体反感的言论，遭到用脚投票的抵制，那就应该认识到的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出于坚持“真理”还是出于坚持某种信仰。同志群体就本质而言，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一样，它们都不是国家暴力机关，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权力，就中国来说，他们不是广电总局——无权决定某部电影的生死或播放多长时间。只要这种抗议的方式不能妨碍其他愿意观看此片的人进入电影院。至于其他旁观者，也应如是观，无论是支持吕氏夫妇的，还是支持同志的。

说起来相当耐人寻味的是，无论“基督徒”还是“同志群体”，在中国都曾是被严厉打压的对象，至今也并不为这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公开认可，如今这两个群体尚能被容忍不高调不张扬地存在，乃是国门大开后的国际环境变化使然。但如果太过高调，怕是多半也会招来麻烦的，这显然有许多前车之鉴。

本文标题“宽容吕氏夫妇，宽容同志”，并非指人与人之间应该包容或宽容，正如房龙说过(大意，准确的说法待查)的，“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不能构成普遍而实质的危害，制度和权力的不宽容才会使人人自危。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没有信仰自由，也不允许同志这种“丑恶”现象存在的年代，吕氏夫妇与同志群体之间发生的这种价值冲突，媒体上的公开评说根本都不可能出现，所有的“异端”行为都处于随时将被严厉镇压的状态，“宽容”一说又将何来？

若说吕氏夫妇与同志群体的这场冲突是否蕴藏着危险，那么有两个倾向值得警惕：一是论战双方都把自己的价值观绝对化；二是舆论一边倒压下某一方，并恰好能迎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并由此在制度层面形成损害任何一方的规定。价值的争论只有严格地被限定在言说的层面，限定在表达的层面，不容权力随意插手，才不至于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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