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从上世纪80年代末研究同志群体开始，20多年他都是这种工作节奏。他说，今年他的休息时间比往年多——往年他每年也就休息三五个半天，今年，他已休息了3天半。

“可能是工作稍微少了些吧？”他总结今年“休息多”的原因：2010年，办了13年、在同志群体中影响巨大的刊物《朋友通信》停刊。当时他说，这会让他结束常年的过劳状态。

他总结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老了，身体不行了”。

在说话的间隙，他会时不时撩一撩花白的头发，每撩一次，都会把手伸到字纸篓或纸片上甩一甩。指缝里，有发丝飘落。

“我现在烟也抽得少了。怕身体撑不住。”上午9点到12点半，他抽了3支烟。如果站在他面前，你可能觉得他比一般60来岁的学者要苍老些：他皮肤暗沉，大部分时候表情严肃，背有些佝偻，走路步履已不太轻快。有些保养较好的70来岁的人，看起来还比他年轻些。

可是他依旧让自己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当天他打算校稿：他是多家核心医学期刊的编委，有一期刊物3万多字的论文稿要审阅；还有一篇他给某期刊写的论文，几千字，也要再次修改斟酌。这两份文稿，被他标满了注释，放在办公桌正中。

办公桌旁和窗台角落的首届贝利马丁奖和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的奖牌，以及大摞的著作提醒来访者：保持如此工作状态的，不是为求出成绩而奋进的新人，而是位早已功成名就的学界权威。

23日一上午，张北川也没有机会翻动一下要审核的论文。刚跟记者对谈不到半小时，电话就响了。

打电话的是一名母亲，头天晚上，她29岁的儿子哭着告诉她：自己是名同志。她哭了一夜，之后拨通了儿子从网上找到的张北川的电话，希望教授能见见她，给她儿子“治治病。”

“这不是病啊，这是本能啊，这怎么是病呢？这是些先天的、少数人的情况。”

“他太累了，千万别逼着他找姑娘了，这样又害了他，又坑了别人家姑娘啊！”

“我们包容他就是了，我们应该祝福他，他们快乐了，我们做父母的才会快乐。”

“让他好好找个固定的男友，帮自己多带回个儿子来，那样多好啊？”

母亲是带着儿子一起来的。母亲掉泪，儿子也掉泪。张北川从科学知识谈到社会心态，让他们看哪些媒体的报道，教两人获取正确知识的途径和方法。近一小时后，两人离开，母亲和儿子都笑着致谢。

“他们是哭着来的，至少现在是看到笑脸走的。虽然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正确认识这事，但至少没哭着来再哭着走。”张北川说，很多人劝他不要再过多接触个案，那样会花去太多的时间，而多关注群体问题更有机会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他一直没办法答应。“我是学临床的，这样的情况找过来，你说我能不解释不接待吗？我救一个是一个。”

他说，当一个国家落后时，她的人民倒霉，她的人民痛苦。中国的同x爱者被国外学者形容为“一半在天堂，一半在地狱”：一方面，很多城市同x爱者酒吧的开放程度比台湾和欧美高很多，但另一方面因为社会认可度极低，同x爱者饱受歧视，内心倍受煎熬，生活极端压抑。

正是出于救一个是一个的初衷，在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同志的理论学术专著《同x爱》3年后的1997年，张北川创办了《朋友通信》这本主要针对同志者和学界赠阅的刊物，由于封面上“朋友”两字很大而“通信”两字很小，这本每期送出1.5万册的双月刊通常被叫做《朋友》。

《朋友》每期80页，分为资讯（国内信息）、艾滋病教育、认识同x爱、天下（国际要闻）和生命（同x爱者自己的声音）5部分。写稿、组稿、选稿甚至校对，都主要由张北川完成。别人的稿件会支付稿费，校对也会付费，唯独张北川既不要稿费，也不要校对费。

这本刊物，被学界认为在反对社会歧视等方面起到了领头羊和破冰的作用，也成了影响同志者最多的健康教育读物。直到去年，由于赞助方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重心转向青少年性教育，不再提供资金支持，坚持了13年的《朋友》失去资金才不得不停刊。

现在，《朋友》没了，他依旧在坚持延续了几十年的习惯：自己给大部分来信者回信。“只要是（同x爱者）家长、妻子、未成年人、有自杀倾向的、比较特殊的，我都亲自回信，简单的就让同事回信。”他说。

这占去了他大部分工作时间，有来访者，他还要尽心接待，“他们那个样子，我能拒绝吗？”他说，他一直坚持一点，就是“怎样能让他们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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