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周边的世界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祖父经营上海自来水公司，父亲蔡天铎是台湾著名的律师，1949年前曾是中国最大轮船公司——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的老板（为蒋介石提供专轮）。父亲将近60岁才有了他，在他的眼中，父母简直把他当成宠物一样疼爱。

这是一个上海味道极为浓重的家庭，以至于蔡康永多年后在电影《推手》中听到高金素梅咬牙切齿讲上海话时，感觉毛骨悚然。

理解了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流社会，就更能理解他的家庭。蔡康永回忆自己的母亲：“我妈每天睡到中午12点，穿着毛毛边的亮片高跟拖鞋、好莱坞电影里女明星穿的丝质晨袍，在家里晃一下。起床后就出门弄头发，弄到两三点回家，等朋友打麻将。打麻将是生活中必要的应酬。”

蔡康永一路读的都是贵族小学、中学，完全被上流社会的浮华所包裹，习惯了家不但是家，还是应酬的重要场所。《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王惕吾和余纪中是父亲的麻将搭子，蔡家儿子9岁上台唱《四郎探母》，两大报都会给大篇幅报道。

读大学时，见到台湾本省同学打麻将，居然拿钞票直接给来给去，洗好牌之后就开始打了。在蔡康永眼中，这简直是魔鬼一样可怕的事情：在他老上海上流社会气氛浓重的家里，洗好牌之后一定要用牌尺摆直，用的都是筹码。

点滴细节让蔡康永始终和他出生的土地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从美国回来后他觉得又有了新的感悟，他觉得这太有趣了。对周围的疏离感让他有了更另类的视角去做节目。

在他成名节目《两代电力公司》里，他愿意找一群十四五岁的“死小孩”去和父母进行观点pk.他也会故意找10个很胖的姑娘，而他们的男朋友又非常帅而且感情很好。他想说的是：凭什么只有条顺盘靓胸大的女生才能找到好男友？

在他的世界观里，堂堂正正做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人生为什么不能有多一种选择？比如男生为什么不能“娘”？

在淡然的外表下，蔡康永隐瞒了一颗叛逆的心。

读高中时，身为校报主编的他，刊登了有关“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文章，还有《***宣言》，要不是父亲，他早就被开除几百回了。

当然，你知道的，他是同志，一个在当今社会注定叛逆的身份。

让我们翻阅下回台后的蔡康永履历吧：

他当过大学老师，台湾世新大学电影语言、风格评论讲师和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

他是专栏作家，主攻电影评论，《联合报》上有他的专栏；

他是电影编剧，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编剧是白先勇和蔡康永。他还是许鞍华《客途秋恨》的策划和制片经理，并代表许出席当年的戛纳影展；

他当过台北电影节的评审；

他是时尚杂志《gq》台湾版创刊总编辑，也创造过一个纪录——总编辑上封面；

他是电视制作人，当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和电视台顾问；

他还是广播人，是台北之音的节目部创意总监；

他居然还给电脑游戏写过脚本和对白；

最后，他进入了电视主持界，因为《康熙来了》被千千万万华人所熟知。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是被他的经历决定的，那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今天的淡定不是从天而降的。他的平静是娱乐圈一个飘然而过的观察者才会有的，不会因为其中的沸腾而欢呼或沮丧。

电视业的一切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追寻人生的真义，可以靠阅读，而绝不能靠电视。他说：“放弃阅读，就等于自愿走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既错过无数的风景，也错过了无数可以转弯的地方。”

2006年，李安凭《断背山》拿到奥斯卡导演奖。有那么一秒钟，蔡康永对自己说：“你这个懒鬼，为什么没有去坚持。”不过是一秒钟。

像李安那样等6年，蔡康永做不到；像侯孝贤那样拍一年电影而一周就下线的事情，蔡康永也很难接受。

为什么蔡康永没有成为李安？他说了一个故事：“如果有小鸟在森林里面唱了一段生命里面最好听的歌，可是当时没有半个人听见，然后这只小鸟死掉了，那它到底有没有唱过这段歌？这是哲学上的一个问题：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这个问题在娱乐圈是很好解决的。他说：“教授肯定跟你讲，拍了没人看，那等于没拍，你不但没拍，还浪费别人的钱。在哲学里面就很难讲，唱过，就是存在的，只是没人听见而已。”

于是，他找到了平衡人生的办法：“这个时代，小鸟的歌声更不容易被听见，因为森林里大象拉一坨屎，犀牛也拉一坨屎，屎味满天，没有人管小鸟在唱什么歌。我不认为费里尼、黑泽明在电影圈还能像当年一样被珍惜。我跟自己说，需要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前面东西，我在这个年纪把它玩掉。等到我已经厌倦出现在众人面前，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还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可以玩——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力量。”

形式婚姻网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原文地址：https://www.chinagayles.com/article-73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