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两个男人21年的“婚姻”生活

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著名的“飘场”———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孙庆生看到了李蜀仁。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李蜀仁对孙庆生的评价是性格温顺，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孙庆生欣赏李蜀仁随和中带点邋遢，性格刚烈，敢作敢为，有头脑不莽撞。

“这是一种缘分，1000个里都不会有一对。”激情过去之后，是两人精神的契合。“你有喜悦想第一个告诉他，他有悲伤想说给你听，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将来的打算上一拍即合。“当时我说出了上半句，他马上说出了下半句，就是托付终生，白头偕老，一生一世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在他们所知的同志圈子里，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

“我最佩服的是李蜀仁的勇气。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思考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他这么想，就这么做，在我们认识他一个月后，他就带我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然，孙住进李家的大杂院是以“战友”的身份。但是，这个住着20户人家、吃饭时都端着碗在院里、每家每户都没有隐私的大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嗅到了什么。

“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大家都感到奇怪，背后指指点点，当面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嘛。”李的邻居吕先生说。

“结婚”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婚姻举行了一整套复杂的程序。

先是选了一个日子，一个是3月6日出生，一个是3月27日出生，“结婚”的日子就选在中间。

他们走进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结婚照”，一个坐得高点，一个矮点，两个人的头紧挨在一起。当然，这样的照片以“战友”的名义进行。

他们花70元打了一辆出租车，70元是孙庆生两个月的工资，到沱江边的朝阳湖，李蜀仁曾经下乡的地方，举着拳头对苍天发誓。

在他们的影集里，还珍藏着当年的照片，那是请出租司机拍下的，照片上洋溢着1980年代的时髦气息。一座塔下，两人靠得很近，李蜀仁烫着卷发，夹克衫，孙庆生穿着西装，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喇叭口的裤子。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李蜀仁没敢将这次行动告诉家人，孙庆生写信告诉了妹妹———6个兄妹中和他最亲近的一个。他写道：我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但上天安排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孤独，也很寂寞。

妹妹回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理解你，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寄上100元钱，作为你们结婚的礼物。

“我捧着信大哭一场，这是我们收到的惟一礼物和惟一的祝福。”

举行过“结婚仪式”之后，李蜀仁带着孙庆生和自己母亲、大姐一家人到北京、西安做了一次旅行。表面是一家人的出行，暗中是两个新婚人的蜜月。李的大姐记得很清楚，在华山拜神之后，弟弟抽了一签，是“下下”签，上面写着“天崩地裂，天打五雷轰”，求山上的道士解签，道士看过之后变色，坚辞不肯。

“我当时也有点害怕，但我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下山之后我就把我和孙庆生之间的事告诉了大姐。”李蜀仁说。

李家大姐真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第一反应是弟弟不要是得了什么病了。

大姐告诉母亲，母亲说，不可能，你看两个男人喉头都大大的，怎么会嘛！

李家父母是老实巴交的人，父亲信佛，长期吃斋，母亲胸前吊着一个袋子，一只手总是藏在袋子里，捻着里面的佛珠，捻一个珠子念一句佛。让他们接受这样的事，不容易。

不要再逼他结婚了，只要他们不犯法，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再说了弟弟连个工作都没有，人家孙庆生还是大学生、中学老师呢，过一天算一天吧。这是李家大姐劝父母的话。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父母还是为他们腾出一间平房。大姐从心疼弟弟的角度接受了这个事实，另外的姊妹兄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和李蜀仁疏远。不管怎样，两个男人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创业

“我记得第一次出门摆摊时的情景，书放在一个四轮车上，准备推到市场上去，我从蜀仁手里抢过了车子，说，这历史性的第一步我来帮你推出。”

孙庆生曾表示，自己一个月有四五十元的工资，两个人生活足够了。李蜀仁断然拒绝：你等着，我会打拼出来的。

前几年，李蜀仁因为偷渡香港失败还被开除了公职，认识孙庆生的时候是个今天偷偷卖点水果、明天卖点杂货的游民，常常身无分文。

有一天李蜀仁和孙庆生商量，到成都郊区废品收购站淘些旧书来卖，然后他骑了自行车到垃圾堆里去扒。

“晚上回来的时候，一个自行车上驮着三五个大塑料编织袋，人变得小鬼一样，整个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