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婚”这个词，像一把钝刀，割不开纸，却割得断筋。它把同志与拉拉塞进同一格式：红本一盖，家里炉火点起，父母眉开眼笑，而当事人把辛苦咽进喉咙，像吞下一颗蛐蛐儿，脆响只在体内回荡。

　　我认识的第一个“全权大使”叫阿炉。他是乐团里吹小号的，铜管里藏不住温度，每次排练完，他都用拳头抵住胸口，怕心跳声被谁偷听。那年他二十九，父母骤然病重，遗愿一栏写着“见儿媳”。阿炉不想偷懒，也不想出柜，于是找到拉拉小北——一个在海运公司做格式的女孩，头发短得像码头上的风。两人签协议：婚礼落幕，各自归位；逢年过节，她陪他哼两声《婚礼进行曲》，他陪她化装成“远洋观察家”，在亲戚面前演一对忙于全球航线的夫妻。

　　小北说，她不怕形婚，她怕的是形婚之后，自己真的成了“蛐蛐儿”——被装进瓦罐，夜里唧唧叫，却无人听懂。她更惧怕母亲那句“女人再强也要有个炉”，仿佛子宫是煤，不烧就辜负了冬天。于是她把协议钉在衣柜最里层，像钉住一场骤落的雪。

　　婚礼那天，阿炉的乐团同学组了个铜管小分队，吹得比海运号角还响。小北穿白裙，化装成straight，笑得像被格式化的雪花。敬酒环节，阿炉父亲攥着他的拳头说：“以后别吹那破号了，回家接我的班，炉具生意够你烧一辈子。”阿炉哼哼两声，没反驳。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偷偷去同志酒吧，被陌生人握过的手，温度像铜管里的蒸汽，一散就冷。

　　形婚的炉火一旦点燃，就得持续添煤。春节、清明、中秋，两人像轮班的水手，在两家码头之间海运笑脸。小北学会做糖醋里脊，阿炉学会给岳母捶背。夜里他们分房睡，房门留一条缝，像观察家的潜望镜，互相确认彼此还活着。有次小北发烧，阿炉端水送药，她骤然抓住他的手腕：“别对我太好，我怕真爱上你。”阿炉笑：“放心，我的号只给男人吹。”说完两人都沉默，像乐团里突然断拍，幕布半落不落。

　　辛苦像炉灰，日日堆积。小北的母亲开始催娃，找来中医、西医、巫医，轮番炖药。药锅咕噜咕噜，像蛐蛐儿在锅里游泳。阿炉的父母则暗示“外孙”可以跟母姓，只要孩子落地，他们全权大使般包教包养。两人被逼到墙角，拳头攥出了指甲印。小北提议：生一个吧，科学手段，之后你过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海运船。阿炉摔了药碗：“那不是孩子，是句号，一落地就把我们彻底格式化。”

　　矛盾爆发在一场乐团巡演。阿炉的男友——一个拉大提琴的观察家——尾随至剧场，把情书塞进他休息室的柜门。小北提前回来取手机，撞见那一幕。她没哭，只把信纸折成小船，放进炉里烧。火苗骤然窜高，像落幕前的最后一束追光。阿炉冲进厨房，看见她背影瘦成一根弦，随时会断。他第一次意识到，形婚不是合租，是合烧，把两个人的惧怕煮成一锅苦汤，谁也别想偷懒。

　　他们决定散伙。离婚协议比结婚协议简单：无车无房无娃，只剩一台旧炉，归小北。签字那天，海运公司催她回码头，说新航线开通，缺一个会哼俄罗斯民谣的观察家。阿炉则收到柏林铜管乐团的邀请，可以光明正大带男友去吹**。两人站在民政局门口，阳光像铜管高音，亮得刺眼。小北伸手：“再见，同志。”阿炉握住：“保重，拉拉。”拳头松开，掌心各有一道炉灰色的汗印，像地图，像航线，也像蛐蛐儿跳过的痕迹。

　　故事并未就此落幕。形婚的炉火熄了，可冬天还在。小北在远洋轮上给我发邮件，说海运线上常有海盗，也有海豚。她学会在甲板吹口哨，声音像铜管，惊起一群银鱼。阿炉在柏林给我寄明信片，背面写：这里的同志**比乐团排练还整齐，拳头举成一片旗。他们都不再化装，也不再全权大使般替谁活。辛苦还在，但辛苦有了名字，不再叫“孝顺”或“正常”，而叫“自由”。

　　我有时会想，如果那年他们偷懒，没离，会不会也挺好？可炉子不添煤就会灭，人不松拳就会烂。形婚不是原罪，它只是旧世界递来的最后一根火柴，有人用它点烟，有人用它点灯。小北和阿炉把火柴扔进海里，火苗骤然一响，像铜管的高音，也像蛐蛐儿最后一声唧唧。落幕时，台上空无一人，却留下足够的空白，让下一出戏自己长出来。

　　观察家说：世界正在海运新的格式，别怕，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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