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是异数”、“如5％的偏离值”……同志议题，在大选期间因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的谈话起波澜。

　　从精神医学的发展，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会正式将同性恋排除在疾病种类外；1980年，精神疾病诊断标准更新时，从疾病诊断手册中完全剔除。也就是说，精神医学界确认：同志并非一种疾病。

　　纳粹视为疾病 强制治疗

　　同性恋被列为疾病起源，有不同说法。1930年代，德国纳粹的种族卫生学明订，同性恋，尤其男男恋是精神病，且将过度S淫、精神萎靡等，都认定为精神耗弱的病态现象。治疗手法更是千奇百怪，包括改变生活态度和惩罚性的强制治疗都被主张过，激烈者还主张电击。

　　讽刺的是，纳粹军官团强调健与美的亚利安男性形象，却常是当时同性恋者幻想对象，纳粹军官与高阶政治成员间也一直存在扑朔迷离的同性恋传闻。从1930至40年代纳粹与苏联的宣传品中，对同性恋者的挞伐，除了道德枷锁，还有对未来生育率及劳动力下降的恐惧，这与当时部分国家强力禁止男子S淫的理由相近。部分类似的论述均植基于这时期下的产物。

　　单性论 性别不重要

　　严格说来，早期同性恋并不一定连结到不道德与病态。这与希腊与罗马时期的生理学主张“单性论”有关。所谓单性论，是从哲人亚里斯多德所提出的“胚胎发生论”衍生，如公鸡、母鸡都是从同样的蛋而来。至于为何最后分雄雌，说法很多。当时的通说认为，胚胎发育时受热不同，而决定出生时的性别：高温变男、低温就变女。

　　罗马**时期曾有诗文如此描述：某位牧羊女因追赶一只羊，导致体温上升、器官膨胀，在她大步跨越栏杆的那一瞬间，“她”短暂地变成男生。从这观点来看，性别并不全然由器官决定，交媾对象的性别也不重要。但基督教的圣经就不认同，同性恋被视同犯淫戒，违背上帝分造男女的目的。

　　5％框架 可信度待琢磨

　　至于5％同志的比喻，虽然只是林瑞雄要解释“异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不过，这5％的数字来头不小，1948年的《金赛报告》(Kinsey's Report)就提出这比率。唯后来研究下修数字，甚至认为不到全人口的1％。

　　但是，这些比率均指较固定的同性恋族群，若考量曾有过同性行为或倾向的比率，就会高出甚多，有些估计达5至10％。只是这类研究多仰赖面访问卷，面对“性”这敏感议题，资料可信度还待琢磨。

　　另外，更多人主张，同志并非“0与100％”的非黑即白，而是像一条斜线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只是这座断背山或大或小而已。据此，同性恋者的比率更难以“5％”框架。

　　基因决定性向？无一致结论

　　过去常用心理因素来说明同性恋成因，特别着重早期孩童经验及父母态度等；后来也有以生物学研究主张，同性恋在某种程度上受基因影响、并有遗传倾向，唯结论并不一致；一个强而有力的反扑是，若是，同性恋如何透过下一代遗传？同性恋者人数应会因孕育下一代的障碍，愈来愈少才对。

　　其实同性恋除了议题敏感隐讳外，同性间的性行为也因时空背景，看法殊异。罗马**时代的男性间性行为及男妓，以及明朝的娈童，当时或普遍认可，但似与现在同性恋有一段距离，娈童或更像现代的恋童癖？

　　对“同性恋是异数”的命题，林瑞雄以“Outlier”解释“异数”。统计学上，Outlier是当某几个资料值偏离其他资料值甚远时称之，一般称为“离群值”。林瑞雄称之为“异数”；这翻译与知名作家麦尔坎·葛拉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书名《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相同，中译本就翻成《异数：超凡与平凡的界线在哪里？》。

　　离群值 可能是测量失误

　　统计上“离群值”(Outlier)的出现，可能代表两种意义，一是测量错误，代表这离群值的测量出现观察失误或编码误植；另一可能性是，若测量无误，则可能表示是较特殊的资料。以同性恋者占人口比例，是否可被称为Outlier，还待商榷。

　　重要的是，在“同志是异数”中，到底要测量甚么数值？若是测量人的艺术气质，而认为同志会给人较优异的印象时，或许同志在艺术气息上，是可被视为Outlier；但是同志是否较具艺术气质，则要有实证资料来佐证。

　　政治人物的发言或有其考量，但是，科学有一定逻辑与推演；科学家在评论社会问题时，冰冷的统计术语外，也许可以带一些温度。(记者 张耀懋)

　　谘询：双和医院精神科主任李信谦、中研院台史所副所长刘士永、政治大学公行所教授陈敦源、阳明大学医学系副教授、北市联医松德院区精神科医师陈映烨、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江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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