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同志相爱的经历过程

我们两个租房同住。别人也没有多想，两个年轻男孩一起住有什么不妥呢？那段日子虽然没钱但很快乐。同时我们也会有疑惑和恐惧：这样会不会不好？为什么别的男人喜欢的是女人？……有时我也会想着要不要把这个“坏毛病”改掉。我们也会谈论以后找怎样的老婆，因为当时觉得男大当婚是必然的，虽然我对女孩完全不感兴趣。

离别与彷徨

1997年，我去南京出差时在火车站买了本杂志，上面有篇关于同志者的文章，两个相爱的男人其中一个要结婚了，另一个最后因爱生恨用炸药炸死了对方，选择了同归与尽。文章中，作者把同志描写成性变态、罪犯、杀人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同志，再这样下去没准就像杂志上写的那样万劫不复，被人歧视！看完那篇报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想办法改变自己，不再做同志者！

我把心里话告诉了阿伟，我们觉得在世俗的压力下分手是必然的。那时我们有台小录音机，一到晚上一遍遍的放着田震的《干杯，朋友》，我们边听边哭。“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一醉到天尽头。。。”有时睡到床上，阿伟也会在我耳边一遍遍的唱。唱完抱头痛哭。。。

1998年过完春节之后，我直接去了广州。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分开就好，分开就不会是杂志上写的那种人了。

我走的那一天，阿伟到车站送我，车开出好久他还是站在原地，我透过车窗看到他泪流满面的向我挥手，心里就像被什么剜去了一块.

相思与重逢

到了广州，我天天思想斗争要不要给阿伟打电话，好几次走到电话机前又缩回了手。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可是十天不到，我还是忍不住了，电话接通那一刻，听到他的声音，我不由得鼻子发酸。一句“你还好吗”还没有说完，我们在电话两端都哭了。我记得阿伟最后跟我说，“如果那边不好，你再回来”。。。

当时还没有手机，经济状况也不好，我们固定在每周六通一次电话。阿伟会早早守候在房东家的电话前，打完电话扭头就走，不敢看房东。阿伟说，房东肯定很奇怪，为什么接一个男人的电话会让这小伙子泪眼婆娑。

经过一年的思念煎熬，我意识到分开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我决定把他也接到广州来。1998年下半年，我开始做生意，经济条件好了很多，计划慢慢得以实现。1999年初，阿伟终于来到广州和我团聚了。虽然内心里困惑仍然存在，但既然在一起很开心，烦恼被暂时忘掉。

认同与规划

2000年，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同志网站，了解了不少知识。我原先以为，全世界只有我和阿伟是这样的人，没想到其实我们并不孤独。我还了解到，同志不是变态，不是病，更不是犯罪，只是性取向不同，就如同人群中有人是左撇子一样。原来如此！我就像一直压抑在黑暗中的人突然看到了光明。实现了自我的认同，内心里再也不用自己跟自己斗了。

我和阿伟开始规划未来的生活。老家观念比较保守，因此我们选择在广州这个相对宽容的城市定居。2001年，我们买了房，有了温馨的小家。邻居以为他是我弟弟或铁哥们，我觉得没必要解释，反正我们很坦荡，我们只是爱上了同性，并没有去伤害或妨碍别人。我们都算是观念保守的人，因为以后不可能生育子女，我们为自己买了养老保险。应该说，能想到的，能做到的，我们都努力了，我们为两个人的长远生活作了充分的准备。

危机与考验

自身的压力解除之后，我们仍面临着外界的压力，特别是家庭的压力非常现实并且无法逃避。我的危机先来，当父母为我安排婚事时，我坚决地说要独身。明知自己不爱女性，如果为了向偏见妥协而和女性结婚，我无法说服自己，也不愿去欺骗别人，再说也对不起阿伟，更对不起自己的感情。可能因为我不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所以我的压力相对小一些。

我的危机过去后轮到了阿伟，他是独子，一度接受了家里的安排去相亲。三年前还跟一个女孩定了亲，他父母催他给女朋友打电话，他不想打，结果对方倒过来打电话给他。那段时间是我们俩人关系中最艰难的时刻，我一度怀疑我们的感情是不是真的能够抵挡的住世俗与传统，最悲观的时候，我甚至爬上一家健身房的楼顶，我曾想用生命来抗拒世俗。

最终我们走了过来，不知道是不是爱情的力量给了我们战胜世俗的勇气。。。

出柜与相守

最近两年，我向一些好朋友陆续“出柜”了，跟朋友“出柜”后，我的心理承受力提高了很多。但家庭这一关依然严峻。经过反复考虑，我选择了先告诉我妹妹，得知我是同志者，她非常诧异，在电话中反复问我：“你还是我哥哥吗？”“你怎么可能是同志？”“你是我哥，这么多年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你是同志？”在她看来，也许我疯了。我买了书和资料寄给他，让她去了解这方面知识，慢慢地，她接受了这个事实。现在我的很多亲朋好友都看我的《夫夫生活》博客。

姐姐每次打电话或者跟我聊天，都会问“阿伟呢？”“你们现在还好吧？”简单的一句话我听了总是很感动，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家人的理解与尊重。

十二年了，尽管青春已随逝去的岁月远去，两人的肚皮也像年轮一样增加了一圈又一圈。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爱与对未来的共同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