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同志”平权之路

平权议案一波三折

二零一二的香港，对所有同性恋者来讲是极为特殊的一年，歌手黄耀明、*先后出柜，上流名媛赵式芝和杨如芯公开婚礼，性倾向歧视立法咨询时隔十多年再闯立法会遭否决，随之震动香港社会的同志平权大讨论，同时刺激更多人勇敢站出来参加骄傲大游行，人数倍增引起国际舆论关注······针对这一浪又一浪的平权呼声，二零一二年年末，原先态度消极的行政长官*突然表态支持性倾向歧视立法咨询，并暗示政府将在二零一三年年初的施政报告中交代相关立法问题。眼看港府施政报告即将在一月十六号出笼，却传出临阵生变的噩耗：保守的宗教团体、立法会议员和政府高官联合发功，暗潮汹涌，让*被迫临时在施政报告中抽掉相关保障同志就业和教育平等权利的立法咨询文件。多个宗教团体耗资近五十万港币组织五万教众，在一月十三日包围政府总部，抗议任何同志平权议案。

面对同志平权议案即将再次胎死腹中，长期关注同志权益的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华人世界首位同志出柜议员陈志全，连同出柜歌星黄耀明、*等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成立“大爱同盟”，准备从一连串文化活动开始，做议会内外的长期抗争。

“只要参与，就有改变！”

十九岁那年，我在中国最南方的岛屿念大学。内心挣扎在性向认同边缘，比那个岛屿更加焦虑燥热。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某个同志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年长两岁的学长，高高帅帅的他热衷于在天涯等公众网站上普及同志知识。我反复读他的每篇日志，关注他空间的一举一动，他的每张照片我都偷偷收藏。

虚拟的世界中，我只记得自己对他怯怯地说：我喜欢女生，也喜欢男生，不是GAY···他回应道：很多人戴着面具隐藏自己···社会压力很大，但是只要有参与，就有改变···很快就没有了他的消息，也从未在现实中和他见面，也不记得他还讲过什么，但是那句“只要参与，就有改变”，已让我从此改变。

汇两百元去北京大四那年，我在广州一家医院的宣传部门实习。枯燥、繁琐、卑微、无薪、上司刁难、学无所用、寄人篱下，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相当晦涩的一段历程。每天午休时分偷闲阅读从广州唯一一家涉外书店买来的WALL STREET JORNAL 和 TIME，上司每每看到，便会嘲笑我“太高级”。

一个偶然的中午，我看见爱白网上一则声明：“北京同志中心需要你的捐助”。大意是同志中心为中国的同志处境做了许多前沿工作，但是陷入财困···下面有一则网友留言，大意是指责同志中心浪费，且并无存在的必要···那个中午，平时午休都不被允许离开医院的我，毅然走了很远很远，为了找一家银行。在填写汇款单时，我写字的手莫名地颤抖。第一次向同志组织捐款，激动惶恐；以及那句质疑捐款的留言反复在我心中翻滚，让我愤怒难当。

两百元人民币，我在汇款单上圈完那不多的几个零，却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实习没有任何薪水，全靠四川家乡的母亲资助，我当时用的每一分每一毫都要计算。

当我走出银行的那一刻，猛吞了几口气，摆在我这个宣传科实习生面前的不再是八股党文，不再是钉上钉下的广告牌，不再是唯唯诺诺任人呵斥的卑微；而是阳光、是和风、是顺畅呼吸的感觉、是足以让我昂首一生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