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光耀一席话反思城市包容度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上周两度就同性恋问题发表言论，认为部分人的同性恋倾向生而有之，禁止同性恋行为既不合情亦不合理。以李氏在新加坡政坛的影响力，此番话等于说新加坡离同性恋非刑事化不过一步之遥。

　　星洲为同性恋解禁与否，是该国内部事务。然而，李光耀在演说中提到，许多创意非凡的作家和舞蹈家都是同性恋者，新加坡要挽留人才、鼓励创意工业，舍同性恋合法别无选择。言下之意，他个人以至新加坡民众对性倾向问题的取态并不重要，为了让狮城创意工业发光发热，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修改法例以阻止人才流失势在必行。从人才竞争的角度而言，一地之得等于另一地之失，新加坡的动态颇有注意价值。

　　自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佛罗里达畅销著作《创意新贵》于2002年问世以来，对二十一世纪都市竞争力取决于“三T”———Technology（科技)、Talent（人才）和Tolerance（包容度）深信不疑的公共政策制订者不计其数，李光耀对同性恋问题的态度，与新加坡认同佛罗里达的主张相信大有关系。

　　李光耀在演说中指出，新加坡若想挽留有创意的人才，便要接受他们的“特殊癖好”，跟佛罗里达认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最佳方法并非大兴土木，猛搞基建，而是投入人才之所好，创造他们舍不得离开的环境如出一辙。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接受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失业率、生产力、增长率），除了取决于税率、劳工法例和资金供应等政策和市场因素外，与文化和心态亦息息相关。

　　费尔普斯的话虽泛指“经济文化”，并非针对创意工业，他对佛罗里达“三T论”有何高见，我们亦不得而知，但这位诺奖得主认为，愈是勇于面对挑战竞争并积极奖励创新的国家，经济便愈有条件更上层楼。

　　花旗银行最近公布的调查发现，受访香港青年(18至24岁)中，四成认为积极“第一桶金”（100万元）最有效的途径是“先储蓄，后投资”；反观上海的同龄人士，认为做生意是争取第一桶金最有效手段的受访者多达四成，两地年轻一辈对创业的取态，从上述调查清楚可见。香港缺少的并非“三T”，而是“一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