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有道德的同志

阿宽，26岁，男同志者，2004年年初来到深圳，目前为男同志人群艾滋病性病高危行为研究项目的志愿者。他的志向是帮助男同志者开展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

11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的性病防治科。这里是深圳男同志人群艾滋病性病高危行为项目的研究基地。阿宽是常来往于此的志愿者，他身高约180厘米，说话语调温婉。他与其他几个志愿者一起，积极协助研究人员进行同伴教育，在各种同志场所宣传防艾知识，倡导安全性行为，避免艾滋病及性病的发生。

我天生就与众不同

本报记者：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一直很疑惑，性取向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因素的影响？

阿宽：我觉得性取向在幼年就形成了。以我为例，小时候我就是一个柔弱的男孩子，不喜欢刀剑等玩具。十几岁的时候，我一直不在父母的身边，这时有其他人介入了我的生活，这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不能讲，但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和关怀。我对他产生了一些依恋。1997年，我离开原先的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我发现离开那个人自己根本没办法做任何事，这时候，我觉得自己跟其他男孩子有点儿不同……

不过，不是所有的同志者都在幼年时有较明显的倾向，据我了解，许多人会因环境等因素的转变而成为同志者。就拿我依恋的那个人来说吧，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潜在的同志者，如果有合适的土壤，他的性取向也许会转变。

本报记者：当你意识到自己对同性充满依恋的时候，内心的感觉是什么？恐慌，或者是无所谓？

阿宽：我有些害怕，不知道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变态”，我查阅了许多相关的书籍，得知这是正常的，就好比有些人习惯用右手，而另一些人是左撇子一样。

为什么总拿同志说事

本报记者：常听人说，男同志中多性伴的现象非常普遍，从而使这一人群成为艾滋病高发人群。

阿宽：你所说的只是个别现象，其实在异性恋中多性伴的情况也有发生，但为什么人们总拿同志者来说事？还是因为同志者目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男同志者之间的感情更干净、更直接。我很爱我的初恋男友，但他只是我精神上的男友，我们之间从认识到最后分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来深圳前，我一直在全国各地奔走，没有胡乱与别人发生过性关系。现在我有一个爱人，两人正在同居，彼此很忠诚。

本报记者：能否谈一下你目前正在经历的感情？

阿宽：我们在网上相识。记得第一次见面，我发现平时同他打过照面，心里有些不安，说了句“是你”就转身离开了。后来上网，我又跟他聊上了，而且聊得颇投机，时间长了，我俩就走在一起了。相识的时候，我们才来深圳不久，经济上很困难，连房租都是借钱交的。后来日子好起来了，我想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分开过，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们更不会分开了。有时候也打打闹闹，不过总体上很和谐，我希望跟他把这种稳固的关系维持下去。

本报记者：现在社会对同志还不是很认同，你们都是通过哪种形式交友呢？

阿宽：网络，大部分是网络。

希望大家都来做免费检测

本报记者：你是一个积极的志愿者，为什么选择抛头露面？据我所知，大多数同志者都把自己隐藏起来。

阿宽：首先，我对自己的同志身份并不自卑，我只是一个性取向与众不同的正常人。再次，我明白男同志是艾滋病高发人群，所以我想帮助这群人。其实，他们只要注重安全性行为，注意定期检测，是可以预防艾滋病的。像我，每3个月就会跟自己的爱人到这里检测一次。现在，这家医院可以帮助我们免费检测艾滋病和梅病，并进行成本治疗，希望大家都能定期来检测，这样对自己和社会都有好处，才有道德。现在，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当有空闲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做工作，譬如向同志者发放免费的安全套，向他们宣传防病常识等。

本报记者：你是公开的同志者吗？

阿宽：是的，我的同事和朋友都知道我是个同志者，他们对我很宽容。现在，整个社会对我们这个人群越来越宽容，这是件好事情。

渴望阳光下的自由生活

本报记者：性取向的不同肯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这些压力都来自哪些方面？

阿宽：压力主要来源于自身。一直以来，我很想告诉父母自己的同志身份，可是又怕他们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前几年，我含沙射影地说了一些，父母并没有什么表示。后来，父母知道了我是同志者，谢天谢地，他们非常宽容。

我知道有些男同志者迫于社会压力，放弃自己的最爱，去结婚生子，然后又导致一些失败的婚姻。我想，如果明白自己的性取向不同，就不应该再去伤害那些无辜的异性。

本报记者：作为游走在阳光之外的同志者，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期望？

阿宽：我个人的最大愿望是社会能够认同我们。其实，我们并没有危害社会，我们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有自己的一片天空，能和自己的爱人活得开心、和谐。当然，协助医院做好男同志的艾滋病防控工作也是我的一个愿望，我之所以站出来接受你的采访，就是想告诉男同志者，性取向不同并不可怕，但是无保护的性行为与多性伴是可怕的，希望大家都能洁身自爱。